我已假定，一个家庭派其成员从事投资和其他活动，以便使家庭商品的产出最大化，而不存在激励问题。但是，成员的偷懒、欺骗、盗窃和其他错误行为却难以被发现，因为起源于生物学和投资专业化的分工意味着，一个家庭的产出是由其成员完成不同的任务而产生的。
家庭内的渎职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性，而且已被千百年来的人们所认识。这种认识起源于圣经对信任妻子的要求：“她丈夫的心灵信任她，他不会一无所获”（箴言31：11）。犹太人的婚约曾经明确规定，新娘应当可信，她“完全和绝对可信赖”，或者，“她担保任何言行都可信”（摘自中世纪写的两份婚约）。有时，她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其部分原因在于分工和她不太忠诚。“因为妻子是她父亲家庭的典型附属品，她会被怀疑在丈夫家里偷东摸西”，或者，“由于其收入大多来自缝纫、纺织或编织，或者来自一个妇女为其他妇女的服务，所以，她丈夫很难知道她到底干了些什么，于是便产生了莫须有的怀疑。”当然，新郎往往也不受信赖，比如，一份婚约规定，“他父亲作为他的担保人”（戈伊坦恩，1978年，第143-145页）。
在传统社会里，妇女不贞受到严厉责难，其主要原因在于男人们不愿抚养非亲生子女。这些社会利用减少妇女机会的方法，来力图控制不贞行为的发生。比如，在男人面前穆斯林妇女必须蒙面、不露出胳膊和腿，已婚的犹太人妇女则必须削掉头发、戴上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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