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于浙江杭州。1956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4年受命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会学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91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社会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运行导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主编）等。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亦处于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本书分“改革发展稳定”、“阶级阶层结构”、“城市农村问题”、“文化义利信仰”、“民主自由人权”、“社会随笔简评”等6大部分，运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对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分析，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给予了自己的回答。

　　自序
　　一
　　1998年3月底，在我应聘去日本立命馆大学担任一年客员教授前一个星期，接到宋林飞教授的通知，说按照他与宁夏人民出版社达成的关于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家代表作丛书”的协议，要求我编一本自己的文集。我认为这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是一件好事，因此积极响应，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匆忙编成一本文集，并写了自序。当时符合入选条件的中国社会学家共有12位。遗憾的是，由于宁夏人民出版社领导的人事变更，这套丛书的出版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自那时以来，六年过去了。我个人的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如何编书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了。那个文集已经不再适用了。
　　第一，有许多新内容要增加，不少以前的内容要补充。
　　我自1997年年中由于年龄原因（超过60岁），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由一个“双肩挑”干部变成了“单肩挑”教师，有了更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同时1998年编成的文集由于过于匆忙，漏掉了不少内容。所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许多要增加和补充的。
　　从内容上说，从1998年起，在以前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的基础上，我又相继提出了有新视角的学科本土论（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社会学元理论），也就是从以前的“两论”变成了现在的“四论”。令人高兴的是，上述“四论”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制定社会政策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更令人高兴的是，我在19年前（1985年）正式提出的社会学定义中的关键词之一“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已经从学术语言变为大众语言，又从大众语言变为政策语言。
　　从数量上说，1999年从日本回来后，我自己独立写了一些文章，也和我的学生及同事合作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对“四论”的进一步发挥和“四论”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再加上上次文集漏掉的一些重要文章，篇幅有了很大增加。因此，本次的“学术历程”由上次“学术文集”的一卷本，变成了现在的三卷本，每卷的分量也都增加了。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自序我真有点暗自庆幸，1998年编成的文集没有出版，否则会有不少遗憾。
　　第二，对如何编写有了新的想法，对如何使用也有了新的考虑。
　　这套书之所以取名为“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而不叫《郑杭生社会学文集》，主要有研究和教学两方面的原因。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较为系统地表达多年来我和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其应用和扩展的过程，并且进行认真反思，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这在世界社会学进入反思和重建的时期，尤其如此。
　　我们的探索，从理论上说，经历了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过程。总的探索路线、研究框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这就是说，一方面，尽可能在理念上、视野上保持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趋势的同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所出的东西已经被国际国内的社会学发展远远拋在后面，那么出版“学术历程”，就没有多大的持久的实际学术意义，至多只有暂时的象征的历史纪念意义。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从自己国家的实际状况出发，努力汲取我国源远流长的学术思想传统中的精华，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所出的东西只是人云亦云、照抄照搬，那也没有多大的意思。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学必须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国际视野。
　　同时，上述“四论”的进程，大体与我在“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期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课题或重大课题、教育部的各类课题相对应，时间段是很清楚的。社会运行论虽然酝酿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英国留学期间，但对其完善和系统化则得益于我承担的“七五”重点课题“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转型论虽然酝酿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对其完善和系统化，要归功于我所承担的“八五”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即“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学科本土论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教育部“九五”课题“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立项项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而“九五”重大课题“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则极大地推进了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研究；最后，本书所选的社会互构论的文献，分别是“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阶段成果。这就是说，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是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一方面它们是内容不断深化扩展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时间先后相继的历史过程。运用这种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依据这种与较为清楚的时间段相匹配的“四论”来安排文献，能较好地反映我和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目标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不断拓展的历程，并且也能收到主题突出、线条明晰的效果，便于读者把握。
　　“社会学学术历程”分三卷，第一卷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二卷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第三卷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从而把探索跟应用和拓展区分开来了。应当说明的是，这种区分是非常相对的，因为本来探索中就有应用、就有拓展；反之，应用、拓展中也有探索，无法截然分开。这样做只是为了便于分类，从而便于分配文献以及平衡篇幅，并没有其他更多的含义。这三卷的分工大体是，第一卷着重“四论”；第二卷着重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第三卷着重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这从三卷书名的副题中就可以看出。
　　收入三卷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少数是没有发表或没有正式发表的。与著作相比，文章的优点是比较精练，是“红烧中段”，缺点是彼此的关联性、系统性较差。或许，这并不是本书的缺点，而正是它的特点。在每一部分中，内容相近的文章放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编排可能更便于为读者所理解。
　　从教学的角度看，多年来，我一直开着一门专业课、一个专题课或讲座课。这就是给本系二年级硕士生开设专业课“理论社会学前沿--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给全校一年级博士生开设专题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听众多次要求提供研读的文献和资料。一直因为时间问题，下不了决心。这次编写，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兼顾教学，使它也可作为研究生研读和参考之用的教学参考书。通过本书，学生可以体会教师是如何观察、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这是与一般文集不同的用途。同时，为了使包括学生在内的读者在使用上比较方便，本书在第一卷每个大部分前，加上一个较为系统的导读，用意是把本部分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质疑答疑等有助于读者理解的问题，尽可能加以梳理。在第二卷、第三卷的各大部分前则没有专门的导读，只是在各卷的导言中加以形式不拘、长短不一的简介。
　　二
　　在这套书出版之际，我想着重说明我和学术群体的关系。在1998年3月31日为那本未出的文集写的自序中，我首先就强调指出：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文集，无疑主要的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成果，但同时也包含着10多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这个学术群体的主要成员有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李强、李路路、林克雷、潘绥铭等教授，其他成员还有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之中有的也已成为我在社会学系新的同事，如郭星华、刘精明、洪大用、陈劲松等。按照库恩的观点，学术共同体在学科的发展和学派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自从我先后提出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以来，这个学术群体从许多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索、深化和应用。我把我的博士点、硕士点方向叫做“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除了在我看来理论必须加以应用之外，也与这样一种学术实践有关。读者可以看到，在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探索、深化和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中，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我担任10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如果没有这个学术群体的努力，那么，不管我自己如何注意挤时间，我提出的理论极有可能还是几个主导观念和一个干巴巴的框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一定的丰满度和系统性。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和我的各个合作者。在这本文集中，凡是合作的文章，我都将在每篇文章的脚注中加以说明。同时，每篇文章的脚注还将说明发表文章的报刊、时间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果是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脚注则说明有关的背景。现在，六年之后，我同样要说，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社会学学术历程”，无疑主要的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及思考的成果，但同时也包含着近20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尽管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分如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李强教授几年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重建该校社会学系，现在已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建明教授已调到北京市教工委担任领导工作；上面提到的郭星华、洪大用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郭星华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洪大用则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刘精明和陈劲松也早已成为副教授。但最主要的变化还是增加了许多新人，他们就是已经毕业的或还在校的博士生，主要是李迎生、李守信、王万俊、冯仕政、章谦、李霞、周平君、龚长宇、张纯琍、赵文龙、杨敏、张春、何珊君、奂平清等，其中，李迎生前两年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博士后主要是陆益龙、江立华、翟中东、吴力子、程虎、陆汉文等。还应当补充的是，我还有一些较早毕业的硕士生，如葛延风、任振兴、吕金波、侯保平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与他们多年来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此外还有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早年的同事，如张小军等。这里，我无法一一说明每个人在上述“四论”中所起的作用，我只能像上次序言所说的那样：读者可以看到，在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特别是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探索、深化和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中，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谈到学术群体或学术共同体，就不能不涉及学派问题。学派的形成必须有“硬件”和“软件”，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硬件就是学术共同体，软件就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根本观点，也就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其中的根本观点变成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之所以说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是因为，即使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所有问题上都毫无分歧。如果毫无分歧，那么这个学术共同体就会是死水一潭，没有什么生命力。所以，一个学术共同体要有生命力，第一是要有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正如我在1998年自序中所说：“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二是要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关于学派的内部关系，我曾写过这样一个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的题词：“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 就是说，一个学派内部，每个成员要不断学习、思考、勤奋、求精，相互之间则要经常质疑、辩论、互勉、坦诚，这样才能求同存异，真正形成基本一致的共同观点，逐步形成学派。
　　关于“勤”，我还想顺便提一下。郭星华在2003年评上教授后，要求我为他写一幅题词，于是我写了这样一幅题词与他共勉：“天道酬勤，人德报善，乐观健身，仁义增寿。”其中第一条就是“勤”。多少年来，我聊以自慰的是：从不偷懒。我的学生大多也是以勤著称。
　　“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的出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所推动，有所促进，表明它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
　　出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并不是意味着我的社会学探索的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编选文章的过程，作为一种回顾和梳理，收益良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即前进的、深入的地方和做得不够的、表面的甚至有误的地方。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原以为对但发觉是不对的或片面的一定修正。我想，一个愿意做随时代前进而前进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社会学者，是应当采取这种态度的。我努力遵循的是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有一个敢于坚持和善于坚持的问题。在当今，敢于坚持不易，善于坚持就更难。善于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善于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善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既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东西。这样做的一个实际后果是：在右的人看来，我好像很“左”；而在“左”的人看来，我又好像很右。这也没有办法，我的态度只能用下面这副对联表示，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这是受到李景汉先生的一点启发：20世纪20年代李先生从美国回来后坚持在下层平民中搞社会调查，当时朋友曾称他是“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李先生自己加上一个横批：“我行我素”。
　　当然，在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的问题上，在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的问题上，究竟如何，最终要由广大读者来评论。对我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今后还是要尽可能地把科学性与价值性结合起来，尽可能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这两个方面，仍然是我努力的方向。
　　四
　　人生苦短，对像我这样到45岁前后才从哲学转到社会学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因为真正干事的时间，也就是20年左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干成一点事情，关键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当时，我把自己看做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承前启后、铺路搭桥的过渡性一辈的代表之一。这就是我对自己总的定位。承前启后中的“承前”，在当代最直接的就是继续老一辈社会学家，特别是费老、雷老所开启的当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事业，研究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远一点还有严复等的社会学思想，更远一点还有先秦诸子到近代先哲的社会思想）；“启后”就是培养教育自己的学生，提携后进。铺路搭桥，就是为后来者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他们尽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主导力量，使中国社会学进一步成熟起来，真正繁荣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龄偏大而处在过渡阶段的人必须做的事情。由于中国社会学发展不平衡，力量有强有弱；由于中国社会学作为学科被取消多年，学科地位不高，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又加上两条“扶弱益强，正名提位”。
　　上述的16字定位即“承前启后、铺路搭桥、扶弱益强、正名提位”，无论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的本职工作中，还是在众多与社会学有关的兼职工作中；无论是在为社会学发展争取更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条件中，还是在推进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建设中；无论是在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学理探讨中，还是在为他人的著作写序作评中，我都是尽力贯彻的。这些也是我的学术历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教育和培养，这特别表现在两件事上：第一，1983年，当我还在英国的时候，当时的校系领导和评委会的各位教授评我为副教授--这在当时名额不多的情况下是很难的；第二，1984年，当我从英国回来后不久，学校就正式把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社会学系的重任交给了我。在我历任所长、系主任之后，现在还担任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主任，使我能够经历这一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能够体会创业的艰难和快乐，真可谓辛酸苦辣甜五味俱全。到现在我还觉得值得一提、觉得比较舒心的一件事，就是在我担任社会学所所长之后，便抓紧为年届90高龄的老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开展“从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活动，并重印他的代表作--800多页的《定县概况调查》。当然，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做过贡献的还有许多我过去和现在的同事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领导。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我还要衷心感谢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厚爱，让我兼任一些与社会学相关的职务，使我有机会参与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建设。
　　我还要感谢社会学界对我的信任，让我担任学会的领导职务，使我有机会见证中国社会学发展一个又一个脚印所构成的轨迹，体会社会学界相互合作、和而不同的氛围。
　　五
　　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无法回京，困居华中师范大学。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用题词的形式总结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学术历程，共拟就8组32幅，并用毛笔写在宣纸上。其中4幅被刊登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上。该刊以“走向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为主打栏目，让我做主持人，发表了我及我的同事写的系列文章，还与题词一起配发了不少照片。该刊常务副主编徐杰舜教授对社会学的重视，在合作中表现出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这里，我愿意把上面提到的32幅题词附在后面，与和我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的同仁、与有志于社会学探索的后来者共勉。

导言　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一部分　改革发展稳定
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的几个问题
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运行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与主体文化心理结构
试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
转型中的海南与海南的转型——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教授
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转型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非营利组织
邓小平发展思想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受益
警惕“类发展困境”——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
“非典”事件与中国社会转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
走出“逆发展困境”——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几点思考
社会和谐——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
效率、公平与收入差距——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
收入分配矛盾与经济社会稳定
第二部分　阶级阶层结构
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划分
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城市居民的工作转换
关于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划分的几个问题
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
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一种社会学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目录第三部分城市农村结构
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与城市社会问题
减缩贫困——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当代中国犯罪现象的一种社会学探讨——“犯罪成本”与“犯罪获利”
新形势下应重视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
罪犯的本性、犯罪潜能及罪犯行为社区矫正——从人的本性、犯罪心理学视角谈罪犯社区矫正
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的见解——一种社会学或犯罪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犯罪问题研究
教育救助——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与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一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
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城市中农民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
走向现代职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制度创新的方向
“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定县再调查告诉我们什么？
当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动力机制运作的功能分析
我国居民生活消费领域的分析
理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与社会三大部门——一种社会学观点
第四部分　文化义利信仰
关于当前文化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
当前中国比较文明研究的任务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
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义利问题: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
转型期社会个体的义利选择——一种伦理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宗教问题研究——一种社会学或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第五部分　民主自由人权
正确理解民主和科学的含义——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
树立正确的自由观
人权中的两种进展——现代国际人权与马克思主义（上）
人权中的两种思潮——现代国际人权与马克思主义（下）
国际人权发展的若干趋势——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
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权思想的萌芽
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运动及“第一代人权”概念的确立
19、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及“第二代人权”的产生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及“第三代人权”概念的发展
评亨金的人权思想——人权中的美国中心主义的标本
评米尔恩的人权思想
评马里旦的人权思想
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思想
“新干涉主义”—— 当代霸权主义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及其基本观点
第六部分　社会随笔简评
从“铁娘子”的豪言壮语谈起
马克思遗札坟墓皆成奇货——读新发现的马克思两封信有感
一次失败的教育改革——谈英国的公学、普通中学和综合中学
狗猫的天堂——英国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时间、竞争、隐私——21世纪的中国人之我见（一）
空间与归属——21世纪的中国人之我见（二）
理性与自主——21世纪的中国人之我见（三）
法制观念和忧患意识——21世纪的中国人之我见（四）
节约与服务——21世纪的中国人之我见（五）
谈谈“现代职业女性”的社会角色——关于塑造现代职业女性新形象问题
有感于两个世纪之交的差别
老年生活模式和中青年生活模式
谈谈女强人与贤妻良母
从“杀熟”想到信任
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
重在“业绩”
“三P精神”新解
应把社区志愿服务纳入法制的轨道
抑制奢靡风气，提倡适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