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部著作中，仍然是求助于历史化，他研究，在对我们和对我的参照之间的关系中，人的身份的表象，根据各个不同的时期和社会，是如何变化的。他指出在我们当今所谓“发达”社会中，我所占据的份额有多大，个人化被推向了何种程度。这个进程是社会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了与统治西方世界的人之间的关系类型相联系的人格结构的特征。
这些不同模式的调查研究带领我们尝试去超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个人/社会对立，这个超越的尝试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独创性的。这样，个人就不被当做社会之外的实体，而社会也不被当做个人之外的实体，因此社会就不被当做个体单位的简单集合（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也不被当做独立于个人行为的整体（整体主义）。对于罗伯特·埃利亚斯而言，社会学的特定对象，是相互倚赖的个体（individus interdependants）。正是在这个观点中，个体和社会的观点能够重新找回社会学的意义，这个意义从属于相互倚赖性这个观念：“个体概念涉及相互倚赖的个体，但涉及的是单数，社会概念也涉及相互倚赖的个体，但涉及的是复数”。这类方法在对
类似莫扎特这样特殊的个体进行分析时特别有启发性。在《莫扎特——天才社会学》（Mozart—Sociologied'ungenie）这本未完成的书中，罗伯特·埃利亚斯揭示了音乐家作为几乎是奴仆的“宫廷社会中的自由民”，在宫廷社会的贵族规范和上升着的自由民阶层的规范之间痛苦地分裂。确实存在的选择余地就提供给了这类宫廷音乐家（特别是由于在德国和奥地利存在着许多王侯的宫廷使他们有可能更换保护人），虽然这些选择余地的结构已被他们处身其间的相互倚赖形式事先决定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