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是知识分子，他术业有专攻，在数学、逻辑、哲学方面是本世纪极少有人能与之匹敌的巨匠。但他成为知识分子的典型，还不仅在于他的专业成就，而在于他的独立精神、人间情怀、批判立场。他曾因反对英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两度入狱，和爱因斯坦联合发表反核和平声明，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严厉谴责，等等。
为了完成知识分子的那份社会责任，罗素和大众传媒有充分、有效的合作，他接受采访、在电台和电视台讲演，而做得最多的，是给报刊写文章，这种文章恐怕有数干篇，内容从婚姻、家庭、教育到疾病、衣饰、饮食，天上人间，无所不谈。有人说，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划时代名著《数学原理》恐怕全世界至今只有几十个人看得懂，而他的时论、政论、小品随笔却家喻户晓，有无数热心而急切的读者。
大众传媒时代，学者与传媒的合作可能出于浅层次的动机。比如，传媒工作者毕竟不可能对某些事关社会的重大问题有深入了解，有时社会学家充当节目主持人或采访者比新闻工作者要好；而学者或者是出于发挥余热，或者是为名为利，都愿意介入传媒。而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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