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首先，我要祝贺“新世纪论坛”今天在这里正式开张。我相信“新世纪”这样一个题目，大概是非常及时地表达出了这座城市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有所思考的这样一种愿望。我听到论坛这个名称，加上任处长等都是我的老朋友，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地就答应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参加这个论坛。但是我的演讲可能和其他的学者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我是一个不断旅行的人，我要用我脚步走出来的路，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作为我参加这个论坛的资料。希望可以把这些在旅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作为你们思考新世纪上诲文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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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编辑谢锦嘱我为《思想的声音》这本书写篇后记的时候，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跨入了公元2004年。
四年前的同样时刻，我们这个星球刚刚打开新世纪和新千年的大门，大家都沉浸在见证历史的喜悦和亲历历史的兴奋中，很多人都充满着为这个特殊的时代做些事情的渴望。
我也是渴望的一分子。记得在一次小型的工作讨论会上，我提出了做“文化讲座”的创意。兴许是因为我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内心还非常留恋“讲座”这种形式；或者还因为关于文化的话题吸引入，有着太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空间。总之，这个创意一经提出，就立即得到了我的领导——任仲伦的赞同。在他的指导和同事们的群策群力下，很快这个活动就确定了主题：
研讨中国文化和上海城市文化在新世纪的选择：
也确定了形式：
邀请具有社会广泛影响的文化名人开设讲座，开展对话，同时运用多种新媒体的形式，传播新知，交流观点，激荡思想；
大家还一致赞同给这个活动起个响亮的名字，就叫：
新世纪论坛。
听到这个主题和这样的交流方式，大多数受邀对象是立即应允前来参加。余秋雨老师当时刚从国外回来不久，马上又要出国进行另一次文明考察，他在电话里回答我的第一句话是：我肯定来；第二句话是：我有很多话要说。经历了“千禧之旅”，余老师对文明的比较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对上海文化的地位与发展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做讲座之前，他还专门约了文艺处的同志，验证上海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他的判断和想法，做了大量的准备。
接着，姜文来了。他提出希望将讲座的方式直接变成“你问我答”的交流。讲座前、讲座后，他一直跟我们聊，聊电影、聊文化、聊前辈、聊青年，聊了很多。
白岩松也来了。论坛前他特地去采访了陆幼青，然后第一时间把他对生命的最新理解告诉了听众。
陈逸飞来了。前一天他刚从美国举办完个人画展回到上海，他说总觉得很多东西在追着他，他要去做。他在新世纪论坛上谈了很多个人的经验。
金庸也来了。年届76岁高龄的金庸，更多地把自己作为一个学者，而不单纯是一个武侠小说作者、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面对新的世纪，他觉得他仍有一份责任。
无论是主讲者，还是组织者，或者是参与者，都对文化怀着一份深深的责任。这是我参与新世纪论坛最初的感受。
九次新世纪论坛，十位文化名人。有些朋友问我，邀请和接待这些文化名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们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
我觉得他们身上不同的，是个性、是爱好、是习惯、是独属于自己的处事方式。相同的，则是对目标的执着，对事业的勤奋，和对细节的关注。
金庸先生做“新世纪论坛”嘉宾，前后在上海呆了三天。《青年报》的记者曾问他：青年如何才能成功?金庸回答说：我不知道如何成功，但是我知道做人做事一定要认真。哪怕再不起眼的小事，只要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人才会有能力和机会做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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