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曾经宣称人的死亡，他说作为主体的人的概念会失去意义，就像“沙滩上的画像会被抹去一样”。由于尼采先前已经宣称了“上帝之死”，福柯接着宣布“人之死”就形成了一种呼应和延续。这些说法惊世骇俗，也有些道理，但多少也有些华而不实。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更不用提证明——哪一种意义是“人”的法定意义，哪一种意义却不可以是它的意义。就像“你没有失去角”不能证明“你原来就长着角”，“你原来做梦”也不能证明“你永远只能做梦”。因此，人这个概念也不能说因为失去了主体性就不再是人的概念了。何况主体性<br> 本来就是个哲学幻觉。像其他许多现代哲学家一样，福柯在文化界的影响超过在哲学界的影响。但这绝不是福柯在哲学上的贡献不如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是学院派的哲学家越来越不懂哲学。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居然把哲学变成了大学里的一个学科，变成一种有着固定程序的知识生产。这种把哲学变成了“物理学”而不是“物理学之后”的做法使得哲学很难跟上时代需要。福柯所研究的课题，诸如精神病人、性、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都不是哲学那些专业化了的问题，表面上更像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问题，但其实是时代要求哲学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福柯打破学科分界的研究使哲学能够保持在人类思想中的前卫性。<br> 福柯和弗洛伊德都特别关注精神病人的问题，但基本上态度非常不同，记得有个朋友有一次给领导们“通俗扼要地”讲解精神分析时说：弗洛伊德指出，人人都有神经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领导们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又有一个精神病院的大夫，估计并没有读过福柯，有一次被问到究竟什么人算是精神病人。大夫很感到挑战，思考良久，郑重地说：与众不同的人就非常可能被算是精神病人。<br> <br> 据说上帝按照它自己的模样来创造人，于是人也就有了心灵，有了自由意志。这样的话，即使上帝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可以故意想成别的样子，只要不怕违背自己的兴趣和利益，你总能让别人包括上帝猜错你的心思。福克纳有篇小说，大概叫做“赌注”，讲的是有个聪明智慧人所莫及的赌徒与魔鬼撒旦打赌的故事。他通过故意说反话，例如“我赌你不想让我赢这场比赛”之类涉及逻辑自相关的话，逼得撒旦不得不老是违心地帮助他赢钱。撒旦搞不过他，上帝恐怕也不见得更高明。当然，上帝更高明一些也是可能的，不妨考虑一下我关于“上帝不负责任”的证明：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这里“理性”的意思除了自私自利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做事情有着一贯性，而不是没准没谱的。于是很容易发现撒旦是理性的典型，因为他一心一意一贯地永远做坏事。可是我们知道，世界是上帝创造并指挥的，而世界中有好事又有坏事，还忽好忽坏，任凭偶然。可见上帝既没有是非观，又缺乏一贯性，完全不负责任，根本没有理性，没有道德，所以更有力量。<br> ……<br> <br> 书摘2<br> 铁哥们儿<br> 朋友或者友谊早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就已经是个哲学话题，亚里士多德讨论过友谊的伟大德性，中国许多思想家更是推崇朋友之义。朋友是解释生活本质的根本问题之一，如果在列维纳斯的“面对面”关系中去理解，就更容易看出朋友关系是极其难得的一种纯粹人际关系，是一种真正能够满足“面对面”要求的人性交往。真正的朋友关系就是能够几乎无条件互相帮助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能够“两肋插刀”的铁哥们儿关系，它可能是使得生活具有魅力而值得一过的一个重要因素。谁都想要有几个铁哥们儿，他们会使生活具有力量和坚定。不过，诸如亲情、爱情和友谊这几样最能够表现人性的事情正在被现代的“个人利益”所摧毁。“个人”这一概念是导致生活失去意义的根源，因为它把所有不可分的事情都分开来核算为个人利益，而像亲情、爱情和友谊这些就其本质而言不能分开计算的事情，一旦被拆开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几乎获得所有利益之后，仍然感觉到心中有些模模糊糊特别热切的欲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的原因。<br> 帕累托改进的失败范例<br> 合作对谁都有好处，这一点应该是直观的，几乎用不着证明。但是事实表明，合作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于是有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和对自己有好处或有利益的事情过不去呢?这不是怪得很么?纳什均衡理论是对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的回答，但还不是全面的解释。也许我们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彻底的解释，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还是与“个人”这个利益核算单位有关，以“个人”这个单位来思考问题就比较容易产生缺乏现实感的想象。这里的情况很特别，从表面上看，经济人的思考内容当然都是非常实在的利益，从来不考虑什么乌托邦之类的东西，这似乎很有现实感；可是另一方面，经济人在思维方式上又是不切实际的，他不考虑他人，只想自己的最大化，所谓利益最大化的想像范围就是“逻辑上可能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所能够期望的最大利益”，于是总是妄想“通吃”——尽管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但它是坚决要努力的方向——既然想通吃，当然就能不合作就不合作了，即使合作，也是迫不得已的暂时让步。<br> 众望所归的帕累托改进<br> 帕累托改进通常用来表明，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人的处境变得更坏，同时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按照更日常的说法就是，没有谁吃了亏，但至少有一个人占了便宜。这样的社会发展被国家或者统计机构认为是好的，但人们未必都这样看，因为人们并非都这样来理解“好”。人们所理解的“好”往往与公正相关，即使没有人吃亏，但有些人总是占便宜，这样的情况仍然属于“不平”，因为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有些像马克思主义指出的，让人们不满的不仅是绝对贫困，而且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导致心理性痛苦以及社会地位低下，非常大的差距最后会使“没有比过去更差”的人们的生活完全失去意义。所以，“不比过去更差”实在说不上是好的。当然，大多数人所想像的“好”也不至于是平均，而是公正。不过公正是个更加不清楚的概念，一种可能的想像是“按比例发展”。比如a原来有一个苹果，b有两个，经过发展变成a有两个，b有四个；另一种可能的想像是“保持差距发展”。比如a原来有一个，b有两个，经过发展变成a有两个而b有三个。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学术的需要与事实的需要有多么大的距离，学术只考虑知识生产本身的方便，比如说生产一些学者自己容易理解和统计的数字，而不管这样的知识有什么意义。<br> 民主投票<br> 人类在解决意见分歧上没有太多的办法，主要也就是两种，一是由权威决定，二是由投票决定。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这要看情况，而决非像流俗的观念那样以为只要民主投票就是好的。在涉及到真理和专业知识方面，人类一直听从权威，在这种方面，如果由一大堆人来投票可能是灾难性。但在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方面，权威制度则是危险的，它可能如海耶克所说的是“走向奴役之路”。不过，是不是民主投票就更好些，还是难说。民主至少有三个难题：(1)由于信息不充分、知识不够、思想能力有限等等原因，人们非常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且，人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有很大比例都有着欺骗性，人们非常容易被宣传、推销、报道和各种话语所欺骗(即使是新闻报道和历史知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欺骗)，因此，自己决定的选择在很多时候是在害自己。根本问题在于欺骗是无法避免的，人们总要采取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率的方法，在允许专制的时候，人们就选择强权，在不允许专制的时候，自然就选择了欺骗。(2)在民主投票的技术性方面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即“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指出的，不存在着在每个方面都公正的民主投票方式。客观上存在着许多种在程序上同样好的选举方式，但这些方式所各自选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而假如我们认定只能采取其中某一种方式，这样就又变成了独裁。（3）即使能够找到了某种具有最大技术优势的选择方式，也仍然不能保证不会产生坏的结果，典型的难题有所谓“集体暴力”或“多数人暴政”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决定迫害某些人。这些问题，至今都是无解的难题。<br> 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br>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选择原理是这样的：“两害取其小，两利取其大。”这虽大致不错，但令人失望的是，能够满足这样简单的选择条件的实际情况却不多，大多数事情的利害总是不那么清楚而且交织在一起。制度问题就是利害关系最不清楚的事情之一。民主与独裁是最主要的制度形式。对民主和独裁进行比较时，就“两害”而言，民主可能导致的坏处似乎比独裁要小(民主倾向于产生平庸的结果而不是危险的结果)；但是就“两利”比较时，独裁可能带来的好处却可能大于民主(由于民主的平庸，所以很少做出伟大的事情)。这的确不容易选择。更复杂的是，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当把其他的制度因素考虑进来，事情就更不简单了，比如说，如果一个民主社会同时是个商业社会，那么民主就非常可能会变成伪装的民主，因为财富能够买断人心，至少能过买断信息和宣传而买断人心，还有能力操纵各种事情，所以商业民主社会的真正选票是钞票。而在国际问题上，民主甚至还可以用来超越民主，比如说一个最民主的国家的人民可以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而民主地决定消灭另一个国家。这时，“内部的民主”就转换成了“外部的独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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