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所主张的“行忠恕”的生活方法也可以这样来看。照冯先生的解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假如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以这种方法待人，这社会的确是一个好的社会。但这样的好社会在现在还是理想而不是现实。
冯先生自己指出执行忠恕之道的一种困难说： “或可说：讲忠恕之道者，都以为人的欲恶是相同底。如人的欲恶是不相同底，则此人之所欲，或为别人之所恶。如此人推其所欲，
施于别人，则别人适得其恶，岂不大糟？”是的，这是一个困难。冯先生自己对这困难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他说：“凡关于人底学问，都是以人的大致相同为出发点。生理学及医学以为人的生理是大致相同底。心理学以为人的心理是大致相同底。若在这些方面，每人各绝不相同，则即不能有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但是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都是把人当做一个自然的动物来处理的，而关于生活方法的学问却不能不把人当做一个社会的动物来处理。前者与后者，不属于同类的学问，不能相提并论。倘以“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色，有同美也”，来证明人在社会的行动中欲恶也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知类”。人在生理的行动中的欲恶即使也有相互差异，却如冯先生所说的是“大同小异”，好比人人都好吃美味是“大同”，有人好吃鱼，有人好吃熊掌是“小异”。但是在社会的行动中的欲恶，以全社会的范围来说，现在都还不仅没有“大同”，而且有大异。
正因现实的社会还不是在大同世界中，所以在人与人之间还有着许多不理想的关系。有侵略者，也有被侵略者；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有哀哀无告的小民；有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也有还不了债的穷人……以忠恕之道劝告侵略者、统治者、高利贷者纵出发于善良的心地，但其奈于事实无补何？而且坏人未始不可以在某些行为上利用冯先生的“忠恕之道”。人们可以说：我自己喜欢人逢迎，所以我也逢迎人；我自己喜欢金钱，所以我也用金钱收买人……而假如向被压迫被欺凌的人讲忠恕之道，难道是教他们用忠恕之道对付敌人么？冯先生曾说，在某种社会中要尽某种人伦，所谓人伦本来只指父子兄弟朋友这一类的，但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毕竟还只是个理想。在这个战斗的时代中，不能不公开承认敌人也是“人伦”中的一种，而且是重要的一种，因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是不能不除了学会怎样对待朋友外，更要学会怎样对待敌人的方法。冯先生解释忠恕之道说：“一个人于待朋友的时候，对于每一事他只须想，他所希望于朋友者是若何，则当下即可得一行为的标准。”这正是说明忠恕之道是只能实行于朋友之间的。而很显然的，在敌对的关系中，我们却绝不可能从我所希望于敌人者是若何得到对待敌人的行为标准。我们是希望敌人投降，而我们自己则永远坚持立场；我们是要一面消灭敌人，一面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这正是在现实社会中所必要的非忠恕之道。或说，对待敌人也仍是可以实行忠恕之道的。真理与正义倘若其实是在敌人方面，我们就愿意放弃自己立场，投降敌人；真理与正义是在我们方面，我们也就可以要求敌人放弃立场，投降我们。这样说，固然可以讲得通。但是在这里决定行为标准的，显然并不是忠恕之道，而是真理与正义了。
于是冯先生所说的“忠恕之道的好处，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为的标准，即在一个人的自已的心中，不必外求”。“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欲与不欲，正是一般人日常所有底欲或不欲”就说不通，而冯先生所主张的作为生活方法的忠恕之道也就行不通。
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亲的关系外，还有对敌的关系。有对敌关系，不能不有斗争。不过冯先生以为“提倡人与人斗争者是讲不通的”，“可以提倡者，只能是团体与团体问底斗争，不能是团体内底，人与人的斗争”③。但是既承认有团体与团体问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承认这团体内的人与另一团体里的人之间的斗争。对汉奸的斗争固可以说是爱国者的团体与汉奸的团体间的斗争，但譬如说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过去几年内就直接地露骨表现着爱国者与汉奸之间的人的斗争。在现实的社会中，团体与团体间的斗争，真理与伪理间的斗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都不能不具体表现为人与人间的斗争，这是人在现实社会的生活中所回避不了的。
在社会中还有反理性，有非正义，有伪理。这自然表示这社会还未至理性的完善。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还不得不包含着斗争，还不得不一面以忠恕之道对待朋友，一面以坚决的斗争对付敌人，这种生活确也不能说是理想的完善。但假如理想的生活是没有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的，那么为了得到这种理想的生活和作为这种理想的生活之根据的理想的社会，人们却不能不采取斗争的手段，这正像人们有时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一样。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然而却是现实的、合理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就不能不用这种表面上看去是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生活。这种矛盾的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一面承认现实，一面追求理想。承认现实就是要使生活适应现实，追求理想就是使生活向理想推进。但是这又并不是说．把生活划分为二部分， 一部分足承认现实，一部分是追求理想（冯先生的划分“应该做”与“愿意做”就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两者是同一生活中的两方面，在每一生活行动中，同时是承认现实，同时是追求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两种人。一种是所谓空想家。他们只知道追求理想，从来不打算承认现实。但因为他们抹煞现实而追求理想，却无能力认真改革现状，在实践上就只得向现实投降。另一种人是只肯承认现实而不敢追求理想，因为他们无理想，所以他们把现实中的一切既成要素都看做是不可触犯的理想，那就更是直接为现状保镖了。道家思想属于前一类型，儒家思想属于后一类型。儒家思想建立了为身分等级制辩护的道德规律与理论。所以2000年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保护神，那是不待细说的，像《新世训》中从《大学》上来说明忠恕之道的“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等语，正是封建等级制的合理化的说明。至于道家思想，虽然像是极高超的理想主义，但是向其反对方向的移行也是非常明白的。因为道家生活的出发点是“绝圣弃知”、“返朴归真”，所以主张要“毋以人违天”，要“率性而为”，所以要“从水之道不为私”，“以鸟养鸟”。但是生活到底不是专对“水”、“鸟”这种自然物，还要对付人。理论上是人与天合一，实际上还要过“人间世”的生活，也就不得不讨论如何应付人间世的问题。而根据其一贯的逻辑，就自然只能主张：“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人于尤疵。”（庄子：《人间世》篇）这就是说，在外形上一切随和旁人，旁人怎样，你就怎样应付他。但求无过，使人无疵可寻。纵然还有“心莫若和”的保留，但是在事实上已和从俗附世的人并无不同，是向丑恶的现实投降，并且加以支持了，是一种最可卑的市侩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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