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因向罗马教廷报告“礼仪之争”问题返回欧洲，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中国语法》，这本书对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成为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后来德国医生门采尔[ChristianMentzel]在柏应理指导下，学习汉语，著有《中文入门》，惜未出版。1730年贝尔[Bayer]用拉丁文著述的《中国大观》在圣彼得堡由皇家研究院刊印，第一册是有关中文字典和方言。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编著《中法小词典》并用拉丁文和法文写成《中文研究法》。中文研究成就最大的当推马若瑟1728年在广州写成的《中文札记》 [Notitla LinguaCSinicae]，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字的专著，多取材于白晋的《中文研究法》。书中举证三万三千多条来说明中文的优美。该书曾请法国著名学者傅尔蒙[E．Fourmont，1683-1745]校阅，而傅尔蒙又参考马若瑟的研究材料，吸取其他一些成果写成《中国文典》 [Grammatica Sinica]，对法国汉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马若瑟的《中文札记》多次再版，马六甲英华书院就曾再版过此书。
1733年，传教士格拉蒙纳[Bazilius A Glemona]在澳门著成《中拉字典》。第二年， 巴多明将达内[Danet]拉了文字典译成中文。18世纪，魏继晋编有《汉德字典》。此外，来华传教士对汉语以外的文字也予以重视，像孙璋的《汉蒙法对照字典》和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的《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后者为乾隆帝敕编，为西方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开创了先例。
综上可知，从事中文研究者大多为来华的传教士。由于英国在此之前从未有传教士到过中国，因此在中文研究及辞书编纂上远远落后于法、意等国，基本尚属空白。伴随基督新教传入中国，英国势必要在中文研究上赶上其他国家，这可能是伦敦会在给马礼逊的指示中，把学中文视作一个伟大目标的原因所在。
二、马礼逊的中文学习
马礼逊在确定来华后，伦敦会曾安排马礼逊跟中国青年容三德学习中文，但毕竟时间太短，而且马礼逊同时要准备医学、天文学等其他知识，所以他在中文学习上只是打下点基础而已。因此到广州后，提高中文知识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为了完成伦敦会要他掌握中文的目标，同时也是为编纂字典和翻译《圣经》作准备。然而，马礼逊在广州学习中文面临的困难，丝毫不亚于在英国伦敦：
第一、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1759年洪仁辉[James Flint]事件后，李侍尧在奏文中将事件的原因归结如下：“细察根源，纵由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远处海外，本与中国语言不同，向之来广贸贩，惟藉谙晓夷语之行商通事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至汉文字义，亦能明晰，此夷商中如洪仁辉之通晓语文言义者，亦尚有数人，设非汉奸潜滋教诱，何能熟悉?如奸民刘亚扁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谋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辞，由此类推，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从此奏可以看出，夷人通晓汉语是中国人教授所致，因此清廷严禁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并把这类人目为汉奸，清高宗就认为刘亚扁“为外夷商谋砌款，情罪确凿，即当明正典刑，不得以杖毙完结一。这位教授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老师，被清廷视为汉奸，“即行正法示众，俾内地棍徒，知所惊惧，而夷商等共识天朝威德一。英国洋行大班布朗[Henry Brown]向两广总督长麟请求学习中文，”英吉利国人爱学中国话，若许广东人教我们买卖人会说话，就能够通中国法律了”。对布朗的请求，长麟以已有定例而加以拒绝：“查夷人来广贸易，除设通事贸易外，原不许多雇内地民人，听其指示服役……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另雇内地民人教话，致与定例有违。”长麟曾陪伴马戛尔尼使团，素以通夷务著称，他对布朗的其他请求加以改善后予以同意，惟独对此条予以拒绝，可见当时清廷对外国人学习中文限制之严，疑惧之深。
1814年，交广州知府陈镇及各司道的复文中提出，允许夷人用汉字禀事，“以内地禀事，悉用汉字缮写事由，本盛世同文之义，因外夷不识汉字，是以准用夷字，系属格外体恤，今该夷商等情愿写汉字，似与书同文之义尚无妨碍，即向来夷禀，亦多用汉字，请俯顺夷情，准其禀事时书写汉文”。如果此议获准，那么外国人请人教习中文，自属名正言顺，不料却遭到否决，“查夷性谲正不一，恐致勾引内地民人，代为书写，如遇有语涉荒谬，一经查究，则又以不讲汉文，请为代写，为推却地步，不可不防其渐。应请嗣后如该大班能写汉字，惟其自书，若本不讲习，仍用夷字，免致狡混，而杜弊端”。在这种情况下，聘请中文老师非常之难，即使被聘者，也是提心吊胆，惟恐为官府所知。据马礼逊说，他聘请的中文教师中，其中一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一旦被清廷官吏发现，即服毒自尽，免受牢狱之苦。”当时在广州与马礼逊过从甚密的威廉·C．亨特也谈到，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马礼逊自己也说：“我们克服了官府制造的许多麻烦。我们不得不秘密学习，常常不得不把书藏起来。由于害怕，我的助手一再逃离我，一个仆人上街时被捕”。卫三畏在追述自己学习中文时说：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聘请合适的教师教我中文。我请到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先生，他行事特别谨慎，以防他人告密。每次他来授课时，必携带一外国妇女的鞋子与修鞋工具，放在案上，如有陌生人或可疑的人进来，他便佯装为修番鞋的工匠以作掩护，——连好几个月，他都这样做……”2不仅清政府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澳门的天主教徒也禁止中国人帮助马礼逊学习中文，据马礼逊说，一个在广州帮助过他的人，到澳门后虽未被盯上，但也不敢来拜访马礼逊。3
第二、购买中文书籍困难。要学好中文，必须有充足的资料。但清政府对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严厉禁止，“内地书籍例不出洋，近日汉奸多为购书……·款，查例载天朝史书，外夷臣不准携带出洋，是史书出洋，有干例禁”。因此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相当困难，除非私下购买，实是难得，马礼逊在日记中曾记到：“由于不知道将在此待多久，我买了书籍、纸笔等，书籍是偷偷买来的，否则无法得到。”马札逊所说“偷偷买来”，实际上就是雇佣中国人私下购买，这样就会被诈骗，据载一个人一次就串通玛礼逊的男仆诈骗了马礼逊30元。5马礼逊明知被诈骗，但是为了买到中国书籍，也只好忍受。通过这种方式，马礼逊居然搜集到四五百卷中文书，均是关于语文、宗教、哲学、医药、法律以及历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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