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阻碍对竺道生佛学思想中许多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深究。这些问题是：历史疑论中竺道生论及的所谓“十四科”内容究竟是什么？竺道生佛学思想是睿智奇想，还是厚积薄发？更进一步，竺道生的佛学思想是否曾经是一个比较完整而且独创的思想体系呢？本文认为，只有首先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准确地探讨竺道生对中国佛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佛教中国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就是本书开始讨论的出发点。 竺道生所处的六朝时代，慧风东扇，法云南移，格义迂乖，遗教更新，中国佛教的发展正处在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三国佛教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汉代末期洛阳的佛教两大系统，至三国时已由北至南广为流传。一其中安世高一系偏于小乘的禅数学，支娄迦谶一系偏于大乘的《般若》学。安氏之学主张“禅之用在洞悉人之本原。数之要者，其一为五蕴。”安译《阴持人经》为代表，推广一种与道家“养生成神”之学相得益彰的安般禅法，皆在承袭汉化佛教的神明住寿之说，尤其通过端心一意，去恶除蔽，体会“五蕴聚身”背后的元气，神识佛陀之教.“非身无我”的微妙，从而通过证得小乘“四法印”，先入涅槃解脱道，再得广大神通。它的传扬并没有多少佛教本体论的成分。
与安氏禅学比较，支娄迦谶所传《般若》系佛教思想，则主要体现大乘佛教中的佛教本体论思想，重在说明佛、法身、涅粲、真如、·空等本体论观念。为了了达所谓的本体，支系流传的《道行般若经》（又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首楞严》等佛经宣扬般若智慧，一时盛行于南方建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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