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就不愿冒生命之危险涉入政事，而是“褒衣博带，周游列国”（《郭泰传》），或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相较于过去朝代实属于一个新的时代，其新主要来自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化。一批文人士大夫觉得儒家经典空洞乏味，继而以一种新锐思想就儒学的薄弱处切入，指出儒学的缺漏。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是孔门弟子当年惑而不解的一个问题。的确，孔子对于人性、德性以及玄远的宇宙理论这些对人生及宇宙的认识确实少于探索，多关注人伦、礼义这些现实生活和政治。也就是说，儒学关心的是人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儒学的特点。任何一门学问必有他的特长和不足，随着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太关注现实问题，儒学所关注的群体政治观已逐步被体认个人心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替代。形成这一思想转化主要来自两方面因素：一是自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到魏晋，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曹魏王朝建立之后，司马氏集团就窃取了军政大权，取魏自立。他们一方面凭借实力统一了中国，史称西晋；一方面血腥屠杀，排除异己，在内部争权互攻，引起外族入侵。东晋的社会没有质的变化。多年的混乱，使文人士大夫对上层统治和门阀士族极其厌恶。二是东汉以来思想界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囿于一门学问，学者大多博学通识，思想资源丰富，由经而能多学，给现实的苦闷开启了心灵蕴藉的天地。他们多数已经从老庄思想中探索幽深玄远的依据，将儒者过去搁置的本原问题作为一门新的学问加以探讨。确立“性”是一切品格与道德之本，“道”是一切事物与现象之本。
正始年间出现了以名士夏侯玄、王晏、王弼为代表的士大夫学者，他们以《老子》为主而傅以《易》义，发展为思辨玄学。何晏说：“性者，人之所受而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论语集解》）何晏所追寻的已不是人的具体行为与品格，而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依据。王弼进一步解释“本”：“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论语释疑》）他这种则天成化、道同自然的天道，实际也是世道、人道，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因为它不是表现在现实生活的具体事物上，而是抽象的玄理，是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所不在的。这就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崇尚玄远的学风、士风、文风。但他们本人还没有在性情生活上多加个性表现，基本保持在义理思辨层面上。这时候的文人士大夫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儒家经典中引申道家思想，或者以道家思想比附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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