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他性不仅仅是两分的，而且是个程度问题。就是说，不仅有些宗教群体是排他的，而且有些宗教群体比其它宗教群体更排。例如，很多基督教新教团体宣称相同一个上帝，但是它们在上帝什么样和怎样才虎好基督问题上彼此很不一致。最排他的基督教群体认为救赎只有一条道路，要有改变生命钩“皈信”经历，并且强加给很多不可妥协的行为诫令。其他基督教群体则不太绝对并且不太强求。有些则显得如此开放，以至于甚至神职人员都可以随心所欲相信和做几乎任何事情。当我们进行这些比较时，我们发现了区别宗教群体的最主要的观念依据。 很多因素会使得强劲的多元发展缓慢。一个原因是，如我们将在第九章详细探讨的，宗教经济的非管制化常常是更表面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政府可能宣布一个宗教自由政策，或者至少是宗教宽容政策，但是继续给传统的垄断公司以特权和财政支持，同时给新公司设定很多障碍。充分发展的多元因此会被事实上的既成建制(establishmen)所扭曲和拖延。 而且，文化惯性(传统)会拖延承认新公司正规、合法的过程。旧的垄断信仰加给竞争者的污名依然残留，并保留着对于新公司的各种形式的偏见和歧视，这将在第九章看到。 多元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新公司是外来公司的支部，它们必须等待在宣教士和当地人之间发展出社会纽带时才能成功。因为，如第五章所指出的，新公司为了吸引会员，网络纽带必须存在或者被创建。例如，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宣教士在拉丁美洲活跃了几十年，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增长都极为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宣教工作逐渐由当地皈信者承担起来。结果，增长如此迅速，以至于现在在整个南美大陆福音派基督教团体都已有相当多的信众——在很多国家，基督教新教现在在那些星期天实际去教堂的人中占大多数(Gill，1998；Stoll，1990；Martin，1990)。 最后，必须认识到，伴随非神圣化而来的消费者委身的‘下降”大多是虚幻的。垄断教会总是设法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广得民心和普遍化。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非神圣化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揭示出冷淡的广泛存在，而不是反映了虔敬的下降。也要记住，垄断者总是宣称，如果他们被驱逐，宗教生活就会受损害(而社会科学家们也很快相信了他们)。 这促使人们寻找一个更充分的反映欧洲真实情况的图景。最终，来自不同的群体的、不同渠道的数据证明欧洲的很多地方充满新宗教运动，其率常常美国加拿大很多（Stark,1985a）。例如，印度和东方新异宗教中心在欧洲（第100万人口有1.8个）比在美国更常见（第100万人口有1.3个）。而且，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更世俗化的国家，其比率比美国高很多。瑞士的比率是3.8，苏格兰是3.2，丹麦是3.1，英格兰是威尔士是3.0。实际上，只有比利时（1.0）、意大利（0.7）和西班牙（0.6）的比率比美国的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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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或宗教研究，包括神学的、人文的和社会科学的三大进路。如果说神学的宗教学是从宗教内部进行的逻辑推演和论证，人文的宗教学是从哲学、文学、思想史等的角度对宗教的反思和阐释，那么，社会科学的宗教学别使用实证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质化的研究），收集实证的数据和材料，并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科学理论以假说的形式存在，命题可以被实证材料证实或证伪，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
高度客观性是科学的宗教学的特色，这使之成为持有不同宗教立场（色括无神论立场）和哲
学立场的人们可以交流的共同语言。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及其组织、制度，研究者又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有其主观性，所以对于实证数据进行客观分析就面临极多的困难。科学的宗教学承认任何单项研究和任何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这种主观性和局限性在同样或类似研究的复制（replication）当中得到不断的超越和克服，在多元交流和互补中达到一种多元客观性。无论如何，社会科学之成为科学，必须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而且要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
科学的宗教学是有其自身局限的，并不代替神学和人文学科对于宗教的阐释。正如物理学不能代替对于大自然的诗意描述和艺术再现一样。科学的宗教学不能直接认识无限，但是也
不能否定无限。
界定和区分社会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不是要画地为牢。如今，科际间的进路（inter-山sciplinaryapproach）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对于不同学科的界定和区分，也就没有所谓科际间的进路。哲学家可以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发表神学的观点；同一个人也可以就某一问题进行神学、哲学、
社会科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阐述。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同哲学人文学科的论述的区分仍然是必要的，把哲学人文学科混同为科学只能带来理论和理解的混乱。
中国的宗教学或宗教研究在过去这20多年已有长足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围绕宗教鸦片论的大讨论成为宗教研究领域解放思想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对于宗教的研究主要在哲学领域，尽管也有不少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发表。几所著名大学的哲学系率先设立了宗教教研室，后来则更发展成为宗教研究所和宗教学系。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是文化这一命题大大拓宽了宗教研究的疆界，成为一个极为有趣的人文学热点。不过，对于当代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则仍很有限。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缺乏社会科学的宗教学方法和理论以及对于当代宗教现象的兴趣，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学家和学生们一般限于文史哲领域之中，很少有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并愿作尝试的人。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和学生们对于宗教现象一般没有兴趣，即使有兴趣也缺少必要的宗教知识准备去开展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的宗教学的滞后，已经使中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是奋起直追的时候了。
为了补课，介绍几十年前甚至一二百年前的经典著作固然必要，但是更要奋起直追，以便迎头赶上。宗教社会学在过去这一二十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个新的范式可以说已经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新范式甚至迫使皮特·伯格（PeterBerSer，又译彼得·贝格尔）倒戈，公开宣布放弃自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阐述并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和观点。新范式的领衔主将就是本书的作者之一，罗德尼·斯达克。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对宗教的实证研究，既注重数据，又注重理论，著作甚丰。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个从微观到中层再到宏观的全面的理论体系。此书一发表，立即赢得宗教社会科学界的赞赏，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必将成为一部经典，影响今后几十年科学宗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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