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时间和心理活动
在《精神生活·思维》的结尾处，我探讨了时间的问题。其目的在于阐明一个最初由柏拉图提出但却始终没有回答的古老问题：哲学家居住的心灵区域（toposnoetos）在哪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把它改写成：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当我们离开现象世界，停止一切日常活动，致力于巴门尼德在我们的传统哲学刚刚形成时明确地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时，我们躲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考察（感官）不能感知的、但十分可靠地呈现给精神的东西”。
就空间而言，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虽然就我们所知，思维的我与身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能意识到在某一天来到现象世界和在某一天将离开现象世界，但严格地说，思维的我是不可见的，不在任何地方。思维的我已经离开包括它自己的身体在内的现象世界，因而已经离开它不再意识到的自我。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可能不无讽刺地把哲学家称为热爱死亡的人，瓦莱里可能说“时而我思，时而我在”。这些说法表明，思维的我失去所有的现实感，而本身显现的实在事物不能进行思维。因此，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是在思维体验之外被提出的，因而是不恰当的。
当决定探讨思维的我的时间体验时，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记忆，也就是呈现不复存在、因而感官不能及的东西的能力，通常是呈现不可见事物的心理能力的最可靠范例。凭借这种能力，精神看来比现实更强有力；精神用它的力量对付变化无常的每一个事物固有的不确定性；精神储存和回忆注定要消亡和被忘却的东西。这种挽回工作得以进行的时间段就是思维的我的现在，一种绵延的“现在”（hodiernus，奥古斯丁称之为上帝的永恒），中世纪关于沉思所说的“停顿的现在”（nuncstans），一种“绵延的现在”（柏格森的“presentquidure'’），或者我们在解释卡夫卡的时间寓言时所说的“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间隙”。然而，只要我们把中世纪对这种时间体验的解释当做上帝的永恒的征兆，我们就必然得出：在心理活动中暂时被悬置的不是空间性，而是时间性。这样一种解释使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笼罩在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氛中，不可思议地忽略了体验本身的普通性。“绵延的现在”的结构是“我们的理智”在任何一种反省中所进行的“习惯的、正常的和平凡的行为”。不管其内容是日常发生的事情，还是其注意力集中在始终不可见的和人类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物之上，精神活动始终为自己造就一种“绵延的现在”，一种“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间隙”。
（看来，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到时间运动在“绵延的现在”中的这种悬置。有趣的是，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十卷中讨论快乐[hedone]时说过，“快乐不在时间中。因为发生在现在的东西是一个整体”--快乐不是运动。因为在他看来，思维活动“确实是神奇的”，是所有活动中“最快乐的”，显然，他所谈论的东西是不运动的现在，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停顿的现在”。在最有自制力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令人入迷的一刻，不亚于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感受，只是亚里士多德是最后一个沉溺于这种歇斯底里的放纵之中的人。）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如果从我们在现象世界中的事务的不间断连续的观点来看，那么心理活动，尤其是思维活动，通常是“反常的”。“现在”的系列不间断地展开，因此，现在能被理解为把过去和将来动态地联系在一起的时态：我们试图把它固定住的时刻，它要么是“不复存在”，要么是“尚未存在”。从这个观点看，绵延的现在看来是一种延续的“现在”--这显然是矛盾的--好像思维的我能延伸时刻，从而为自己产生一种空间位置。但是，时间现象的这种表面空间性是我们处理时间现象时在传统上使用的隐喻所产生的一种错误。正如柏格森最早发现的，这些隐喻都是“借自空间语言”的术语。“如果我们想思考时间，那么我们就用空间来回答。”因此，“绵延通常用延续来表示”，过去被理解为在我们后面的某种东西，将来被理解为在我们前面的某种东西。对空间隐喻的偏爱，其理由是明显的：关于思维的我加以反省、但不介入其中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常事务，我们需要测量时间，但是，我们只能靠测量空间距离来计算时间。空间并列和时间连续之间的一般差异必须以连续得以发生的广延空间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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