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只有摆脱弗利斯“伟大”思想的迷惑，才能着手研究梦的机制和癔病的结构，并开始辨析他最初称作“无意识智力”的运作。在这条道路上，弗洛伊德做过的一个梦，即给伊玛注射的梦1，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这个梦的解释证明弗洛伊德第一次与弗利斯的“科学”产生了距离，而且，可能因此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女性的秘密。实际上，这则梦对弗洛伊德意味着他心目中弗利斯学问的终结，他自己学问的开始。
伊玛拒绝了弗洛伊德提出的“解决办法”，中止了在他那儿的治疗。无须隐瞒，弗洛伊德很看重对她的治疗，因为这年轻的女人是他的一位朋友，和他的家人也十分友好。因此，当他的友人奥托拜访了伊玛，向他回报伊玛不是很好时，弗洛伊德觉得听到的是一种谴责。当晚，他写出伊玛的病史以证明自己正确无误，夜里就做了这个梦。拉康对此梦做过精彩评述2。梦中伊玛身体不适，弗洛伊德很担心，怀疑自己是否疏忽了某种器质性病症，于是想检查她的喉咙。起初，伊玛坚持不肯，最后还是张开了嘴。在她的喉部，弗洛伊德看到一种可怕的景象：一大块白斑和一些灰白色斑点附着在类似鼻内鼻甲骨的奇怪组织上。召来援救的三个同事有点滑稽可笑，其中一个用下面的话来总结他的检查：“毫无疑问，这是感染，但不要紧：会发生痢疾，毒素会排泄出去。”然而，梦境显示，感染的原因是大家知道的：不久以前，奥托给伊玛注射了一针三甲胺(弗洛伊德在梦里清晰地看到印成粗黑体的该药药名)，注射器可能不干净。
对这个梦的第一次解读得到以下结果：弗洛伊德意识到他真的忽略了一种器质性病症，但这可归咎于奥托(奥斯卡·里)，是他使用了一支不洁的注射器。于是，通过这则梦，弗洛伊德发现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有罪的不是他，而是奥托，或是在梦中表现得像个无知者的M医生(布洛伊尔)，又或是伊玛自己，因为她拒绝了弗洛伊德向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根据“破锅”原理’。不过，弗洛伊德留给我们的联想使我们走得更远：与这三个前来救助的医生朋友相对的，是“另一位友人”——威廉·弗利斯的形象。在梦的舞台上，这位友人的形象并未出现，但是三甲胺暗示了他的存在。实际上，弗利斯曾与弗洛伊德交流过关于性过程化学的某些想法，尤其是这一点：三甲胺可能是性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在伊玛喉咙深处看到的奇特扭曲组织也暗指弗利斯，并且使他回想起鼻甲骨——后者在弗利斯看来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有着奇特联系。而且弗洛伊德说过：“我甚至要求他检查伊玛，看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部有关。”但他对此没傲更多披露。
然而，今天我们知道，对弗利斯的这一影射包含了来自弗洛伊德的真正谴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弗利斯介入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和严重性。事实的揭露要归功于马克思·舒尔。他在弗洛伊德和弗利斯1895年三四月闯未发表的书信4里发现了事实之间的联系。以下便是这些事实：为了核实伊玛(实名为爱玛)没有染上任何鼻部疾病，弗洛伊德确实征求了弗利斯的意见。弗利斯特地从柏林赶来，给病人做检查，并建议动手术。在弗洛伊德的要求下，1895年2月，他亲自给病人做了手术。然而，不久，伊玛开始不断地感到疼痛并且流鼻血。弗洛伊德最终担心起来，于是让她重新接受检查，这一次找的是维也纳的一位耳鼻喉科医生。这位医生发现，在手术过程中，弗利斯将一段长50毫米的纱布落在了女病人的鼻腔内!伊玛需要再次手术以取出这一感染源。第二次手术中，伊玛严重出血，昏厥过去——弗洛伊德旁观了这次手术，他感到不适，不得不离开手术间。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伊玛又接受了几次手术，并多次大出血，这使她数度陷入危急状态。
就这个问题，马克思·舒尔根据弗洛伊德致弗利斯的信函做了一份报告。让我们引用其中一段：“当弗洛伊德明白弗利斯犯了一个外科手术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普遍的‘失控行为’，并因此引发各种不可预料的并发症时，在给弗利斯写信前，他犹豫了整整一天。之后他寄去了一封长信。信是由对解决问题的现实描述开始的——发现浸满碘酒的纱布，找到恶臭、疼痛、流血的原因，等等。接下来郑重地表示对弗利斯不可动摇的信心。弗洛伊德向他保证，没人会、也没人能指责他。信中他承认因犹豫了一时才给他写信而感到羞耻，并声称坚信弗利斯有足够能力承受这些消息。弗洛伊德没有把他自己的不适归咎于闻到恶臭或看到鲜血，而是怪罪于在闪电中突现的整个场景给他带来的感受”。最后，马克思·舒尔认为，给伊玛注射的梦所实现的这一欲望不是要为自身开脱——如弗洛伊德自己坚持的，它更多的是为了证明他的朋友无罪并由此保持“他和弗利斯的积极关系”。
但是我们能满足于把弗洛伊德对弗利斯的移情限定为一种“积极的关系”吗?我们能相信弗洛伊德对他的朋友作出的诚意和友谊的保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会忽视了移情的另一面，否定的一面。对这方面弗洛伊德可能还什么都不想知道，但是梦，它，却已经承认了：“直接地说，我们也知道：感染来自何处……当时注射器不干净。”我们知道：这难道不是说在梦中，知识已站在弗洛伊德这一方，而不再属于弗利斯?至于不洁的针管，它只能表明一件事：不纯的，是在移情中弗洛伊德假定给弗利斯的学识，而弗洛伊德就像他在评述此梦时指出的那样，总是极端注意保持注射器的干净并采用规范的治疗方法。从这时起，即使梦所控诉的是另一个人而非弗利斯——此外，这一点并不表明后者无罪——，梦中供认的根本罪责也在弗洛伊德身上。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个罪责指控他对弗利斯的移情：由于参照了弗利斯的学识，弗洛伊德“没有严肃地尽到医生的职责”，他参加了对伊玛的治疗，却未能胜任。
自此，把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梦，Autodidasker，与给伊玛注射的梦相比较就很吸引人了。这个梦表现了相同的主题，但却是颠倒的。事实上，弗洛伊德认为，对这则梦的分析揭示出一种特殊的欲望，认错的欲望，更确切地说，是与弗利斯的学识相比发现自己有错的欲望。梦里
弗洛伊德为是否给一个病人下神经症的诊断举棋不定，于是向。他最尊敬的、最为折服的医生”8求助，这个医生就是弗利斯。令弗洛伊德极为惊讶的是，弗利斯排除了病人有器质性疾病的看法。但弗洛伊德还是在几天后送走了他的病人，宣称对他的病无能为力并向他推荐另一位医生。出乎意料的是，病人向他承认自己的症状病因与性有关，从而证实了神经症的诊断。弗洛伊德松了口气，但同时也感到羞愧：“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同事看得比我清楚。我决定再见到他时告诉他，他是对的，而我错了”。
这个梦的分析梗概与前者近似。两则梦例中，弗洛伊德对要下的诊断都犹豫不决：神经症或器质性疾病。如果他在这两个梦里用弗利斯的学识来解决问题，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把怀疑转向后者的操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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