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了许多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以不同的比例，显示出下面这样一些特征：
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儿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一般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的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被人爱，被人需要。不用说，儿童完全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这种爱是否真诚，他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示所欺骗。儿童不能得到足够的温暖和爱，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父母息有神经症而不能够给子女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更常见的情形是：这种爱的缺乏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们的利益。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环境气氛的主要因素；这种环境气氛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在儿童心中埋下未来巨大不安全感的种子。
何况，我们发现，父母们的许多行动或态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唤起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平的责骂；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喜怒无常的情绪变化，没有兑现的许诺等等。在对待子女各种最迫切愿望的态度上，从暂时不予考虑到不断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与他人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即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会摧毁孩子们的意志。
精神分析的文献在讨论产生儿童敌对心理的种种因素时，其主要着重点往往放在对儿童愿望挫折(特别是性领域中愿望挫折)和对儿童嫉妒心理的强调上。很可能，儿童的敌对心理部分来源于我们文化对一般的快乐，特别是对儿童性欲的严厉态度，不管后者实际上涉及性的好奇、手淫，还是涉及与其他孩子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对心理的惟一来源。仔细的观察会不容我们怀疑地表明：儿童也像成人一样，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接受挫折和剥夺，只要他们认为这种剥夺是正当的、公平的、必要的和有目的的。例如，只要父母并不加以过分不适当的强调，不用一种狡黠的或残酷的手段来强制孩子，孩子是不会反对对他们进行爱清洁讲卫生教育的。同样，孩子们也并不反对对他们进行偶尔的惩罚，只要他总的说来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正的，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侮辱他。挫折究竟会不会激发敌意，这个问题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在给孩子造成许多挫折的同一环境中，通常还存在其他许多足以诱发敌意的因素。事实卜，重要的并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足因为过分强调挫折的危险，已经使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并且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他们根本不敢对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我们并不怀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①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嫉妒，会在神经质的儿童身上产生很大的作用；这种态度可能会给往后的生活带来持久的影响。但我们仍然要提出例如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产生了这种嫉妒心理?我们在兄弟竞争中，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这些嫉妒反应，是否注定要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从这些患者身上他发现：与父亲或母亲有关的强烈嫉妒反应是极具破坏性的，因而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很可能对性格形成和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和影响。由于不断地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一现象，他便假定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症的症结所在，而且还企图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绪现象。①但这种概括性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心理的确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姊妹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中，就像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生在任何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团体中一样。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破坏性的和持续性的嫉妒心理——当说到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之间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真的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普遍，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这些嫉妒心理总的说来固然是属于人类反应，但却只能经由儿童在其中成长的文化氛围，才人为地产生出来。
究竟哪一种因素应该对嫉妒的产生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明白，那时候我们将讨论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这里，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鼓励竞争会导致这一结果，就已经足够了。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制造出这种环境气氛的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常都极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而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他们通常都很容易把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爱的需要释放到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一定带有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很怀疑，在子女与父母关系之间潜在的性欲，会强大得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心理紊乱。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任何病例，都是患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到一种热烈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情感内涵。①
我们通常相信：对家庭或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敌对态度，对儿童的发育成长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子女不得不反抗患神经症的父母的种种行动，这的确是不幸的；但如果这种反对本身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主要就并不是来自感受或表示了一种抗议，而更多地是来自对这种抗议的压抑。从对批评、抗议甚至谴责的压抑中可以产生出许多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儿童很可能把所有的谴责都加在自己身上并因而感到自己不配被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形的种种内涵。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产生焦虑，并由此而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过程。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成长的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呢?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是：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惧、爱和犯罪感等等。
儿童的无能为力感往往仅仅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必须依赖其周围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体质不够强壮，经验也不丰富——但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仍然被强调得过了头。在二至三岁以后，儿童的依赖性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变化：从占压倒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包括心理、智力、精神生活在内的依赖。这一过程将持续到儿童成熟至青春期，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其子女的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取决于父母基倾向使子女强壮、勇敢、自立、能够应付各种处境，还是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使他对实际生活完全无知(或者简而言之，使他直到二十岁乃至更晚，都始终停留在幼稚天真的状态)。在这种不良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那种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感觉通常都由于恐吓，由于溺爱，由于始终使之处于感情上的依赖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孩子越是被搞得无能为力，也就越是不敢感觉到和不敢表现出任何反抗，因而这种反抗心理也就会迁延得越久。在这种情形下．儿童心中潜在的感情，或者不妨说儿童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恐惧可以由威胁、禁令、惩罚，由孩子亲眼看见的大发雷霆等狂暴场面直接产生；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产生，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种种危险——病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的危险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也就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感觉到任何敌意。这时候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如何愿意为孩子呕尽心血。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紧紧抓住这种爱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惟恐会因此而失去做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所信奉的格言是：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造成孩子压抑自己对父母敌意的种种 处境，这是因为他担心，任何敌意的表示都可能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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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显然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在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聚论纷纭、毁誉参半的人物。也许，弗洛伊德本人和由他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能够招来如此猛烈的批评和攻击，能够吸引这样多的关注和兴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学是一股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具有某种内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事实，简单地采取避而不谈的驼鸟战术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敢于正视这一事实，敢于批判地接受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对于建设健康而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积极的进取性和鲜明的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恐怕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准备。
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弗洛伊德本人还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本身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内在矛盾。揭示这些矛盾，对于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和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是其杰出人物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阿德勒、荣格、兰克、赖希、霍妮、沙利文、弗洛姆、罗洛·梅等人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偏离和背叛，一方面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当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弗洛伊德学派（The New Freudian Sch001）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作的批判和修正。而卡伦·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最重要的中坚人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显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卡伦’霍妮（Karen Homey）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祖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入德国籍并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霍妮从小随父亲在海上漂泊，培养起热情而勇敢的性格，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始终充满了好奇的憧憬。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霍妮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她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柏林和德国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和门生，而霍妮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妮1913年获医学学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新技术》；1920年，她已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人物。1932年，霍妮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国，并于1938年加入美国籍。在美国，由于接触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思考，霍妮于193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作的修正与批判。
此后，她进一步在一系列问题上偏离正统精神分析学，这种反判行为理当然遭到同行们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整个纽约精神分析界宣布与她决裂。然而霍妮毫不畏惧，紧接着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这个协会的名称清明了她决心把这门仍属年轻的新科学学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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