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信息文化
笔者曾作为商务咨询师于1991年、1992年和1994年赴俄罗斯工作，并取得霍布莱特(Fulbrigt)研究基金资助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俄罗斯和摩洛哥教授国际商务和信息系统。虽然解体后的俄罗斯情形较为独特，但是对道德风气、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倾向的研究却是有益的(Chepaitis 1994)。此外，尽管俄罗斯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并极富人文和自然资源，但就其信息文化而言，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伦理问题的研究较为相关。
在这些国家就同在俄罗斯一样，就如下两方面达成初步的共识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平等至关重要：一方面是众多的道德问题，其中包括影响信息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发展出一个有效的法制体系(Chepaitis 1996)。
在俄罗斯，除了经济崩溃和重新建设造成的干扰和创伤外，有三种文化遗产形成了人们对关键的道德问题的态度，尤其是在信息系统里。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价值观和信仰酷似19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那一时代的特征是阶级对抗、对改革缺乏耐心以及各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这些极端的做法倾覆了许多为建立代表政府、稳定的经济、可行的基础结构和能与西方国家相媲美的生活方式的渐进尝试。第二，也是很主要的一点是，伦理学受前苏联信息文
化的影响，由一代又一代人的隔绝、经济动荡、权力的丧失和怀疑态度构成。第三，解体后的俄罗斯目前并且将来会继续深刻地承受前不久的经历；承受十年的不稳定和不平等状况；承受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信念影响。该信念认定市场经济从骨子里就是腐败的，经济信息应受到监视和控制，而且大部分的财富都是通过对邻舍进行欺诈赚取的(Lebed 1997)。
这里，普遍的文化特征是缺少道德原则，缺乏对真实性的尊重和没有多少信任感(2hepaitis 1996)。比如“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工资”这类流行的格言显示出经理——工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对明确责任和证实真理所采取的普遍的逃避态度。不过，这一苏联解体后的文化特征同时还体现为空前的出版自由、吵闹却开放的立法议会、激烈的党派偏见和新闻辩论，以及进入全球研究网站的机会。
笔者发现俄罗斯人怀疑发达国家的伦理学。大学生、教务人员和商务官员均表示出他们对国际商务和信息系统中的伦理学所持的不相信和认为荒谬的态度。那种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是流行性的而且是地方性的普遍观点是致命的，因为这一态度会鼓励、合理化并掩饰各种不道德行为，使这些行为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成为必要。另外，在俄罗斯，西方的犬儒主义对道德观的态度也会影响随政治和社会一经济变革而产生的理性革命。有关质量和消费者满意度、工作满足感和公平的报酬、或是风险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在这种状况中是不太可能得到发展的。
但是俄罗斯单单需要的却正是信息伦理学。被破坏的合同、收受贿赂的分销商、腐败的官僚和以次充好的质量都是造成重要的国内、国际伙伴关系失败的原因。商人、学者和客旅在俄罗斯受到其他手段的欺骗和不道德的待遇，当他们回国后，通常都会在告诫其组织推迟可能会有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投资时，列举普遍存在的不道德行为。1997年1月，作为可能成为推动俄罗斯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分的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由于遍布各处的银行诈骗活动和对信用卡号码无法控制的盗窃行为，终止了在俄罗斯的业务。
当前人们对信息处理的公平性和一体化的漠视态度能持续多久是很难确定的。一方面，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公开讨论信息伦理学和其他道德问题为时尚早，是令人怀疑的、愚蠢的和尴尬的一种做法。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数据统计方面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国家。为实现组织的竞争力、个人的沟通、自我地位的提升和长期的经济安全，信息技术在这里被誉为一种战略资源。信息文化中对道德问题关注的评判
理想地说，在任何社会里，信息伦理学应该成为评估信息技术的成本和收益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俄罗斯，缺少首要和次要的数据，这也包括匮乏的公共信息，不仅给商务策划人员而且也给伦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Aslund 1995)。目前，从保险业到采矿业的工业企业家们不能解释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机遇，因为普遍的信息匮乏导致不能建立高效率的市场，而且道德的商务实践也得不到实效的论证。
20世纪90年代，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和自封的能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人常常控制着交通、金融和信息高速路，并以这种原本应是免费的服务收取费用。这些敲诈勒索行为酷似苏联时期的tolkachi(中介入)和果戈理笔下描述的19世纪的腐败官僚。
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在围绕着这三种传统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当中日益泛滥，这一状况使分享真实信息的鲁莽性显得尤为突出。简而言之，信息技术被视为俄罗斯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共享却遭到抵制。不过，如果信息可以成为人们能够获得的并且可靠的一种资源，那么私人进行的盘剥、迫害、征收的过高税负和好的文化传统被不良倾向替代的现象就会感到惧怕。信息技术、电子信息和信息文化的崩溃
无论非歧视性地利用信息系统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为造福社会，如果它存在于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经济里，这种信息系统不仅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且还会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信息文化造成根本的威胁。信息系统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促使权利、工作和理性生活的本质发生变化。一种道德成分一经引入社会就会持续存在，因此它们对价值体系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口头表达的传统、当地官僚机构的相互制约、面对面的交流、现金付款和货币转汇以及传统的供销渠道都可能会被电子的和长途的新方式取代，而且这种变化可能会迅速发生而不顾文化的一致性或传统的道德态度。
此外，电子信息资源本质上具有破坏性：它们可以贬低决策传统、管理经验、正规教育技能和长期建立起来的知识界精华的价值。电子信息还会威胁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此外，在俄罗斯也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俄国和前苏联的历史中存在着信息错误管理的长期传统：包括囤积信息、人为操纵信息以及由于人们忽视普遍的消费和需求而导致的物品短缺等问题，信息系统可能会由此出现争议。
因为惧怕适当的信息会刺激产生变化，而大多数变化的结果较之先前的情况更糟糕，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文化可能会使遍及各处的对信息共享、数据采集和系统集成的不信任态度长期存在下去。
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信息系统有潜力优化结构，重组、改善资源管理并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但是，电子信息也可以频繁地提供新的反社会潮流的手段，加剧自我权利的扩张和社会的流动性，在这种社会中信息资源曾是贫乏和不能共享的。由于在某些文化当中，人们既不期待也不重视真实性；而且信息特别脆弱，很容易通过电子方式对其进行改动和盗窃，所以潜在的不道德性为会逐渐增加。此外，普遍缺乏鉴定和授权的手段也加剧了人们对电子信息的不信任感，因为一个“在线的”经济腐败的全权人物可以由此更方便地用不道德的手段来剥削比他不幸的人们。
与乔安妮·斯乌拉(J．Ciulla)那章名为“信息与商业领导人的伦理”所提的看法形成对照的是：在发展中的经济里，人们容忍普遍存在的对领袖不信任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而是因为有一种神秘的持久气氛包围着这些权威人物和战略家，使得人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神秘感加剧了公众的恐惧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并提升了流言蜚语和捕风捉影在信息不发达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在俄罗斯，缺乏有关领导人物的可靠数据以及政治流言蜚语长期所起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被暗杀、勃列日涅夫发疯和叶利钦的无能刺激了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并抑制了他们广泛地参与政治。
以文化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以文化为基础的伦理学是从决策方式中产生的，这种方式通过单一的国家经验、本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传统形成。尽管所有的信息文化都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没有哪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这些文化也没有必要变得更为相近，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和政治体系正处在压力和变革当中的文化。
这本书中的许多研究成果和推荐的做法为全球的以文化为基础的伦理学面临的挑战和俄罗斯处境的独特性提供了希望。俄罗斯酷似中国，正像约翰．埃塞治(John Etheredge)和卡洛．艾德纳(CarolErdener)在“四个国家的伦理决策方式”一文中指出的，在这两个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道德决策原理是行为利他主义。但是俄罗斯缺少中国的稳定性，商业经营的机会和被控制的并人全球市场的能力。
从短期看，由于经历了十年的混乱状况、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态度和幸存主义、不具备应有的商务原则、缺乏社会秩序和商业法律，这些问题会阻碍俄罗斯在道德实践上达成初步的和本土的共识。而这在西蒙。格兰德(Simon Grand)和斯蒂芬．罗斯范(Stephan Rothlin)看来却是价值观创造的积极前提(《多种文化背景中的价值观创造》)。
俄罗斯人尖锐地把自己描述成高度精神化的人，而且认为他们倾向于一切以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先。从长远看，逐渐被重新植入现代背景中的这种道德的自我——本体的传统主张(“我们是谁?”“我们现在代表了什么?”)，对于形成商务伦理学和个人责任感是一笔财富。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缺乏诸如恰柯瑞伯逖(S．K。Chakraborty)在《自我、伦理和世界维持论》一文中描述的印度教——吠檀多的本质特征，这种坚固的共同基础可以帮助俄罗斯
人对变革进行管理并保持其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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