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社会改革、社会立法活动显现出国家、政府职能逐步扩展的时候，哲学激进主义仍然支持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的传统自由主义理念，从而产生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如萨拜因所指出，“哲学激进主义取得最大立法成就之时，也正是它的衰落之始。”谷物法的废除，自由贸易被确立为英国的国策，使以自由放任为政治教条的自由主义的影响达到顶峰，但就在这时，甚至在此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英国状况”的揭露，就是在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对这种不受约束的产业制度也产生了疑虑。工人阶级劳动与生活状况的恶劣，让人们认识到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全社会的哲学，即使不是虚伪的，那也是草率的，他们大抵上还是它所代表的某一单独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而1825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更是集中表现了自由放任主义“难以忍受的后果”。上述状况的不改变，功利主义就会失去作为全社会哲学的资格。萨拜因说：“作为社会哲学，它的弱点可以概括地说，它缺少为社会利益的积极观念，而当社会整体福利正在成为人们主要关注对象的时候，它的利己的个人主义使得它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此等社会利益观念是否适当。作为政治哲学，它的弱点是，当政府不可避免地应当为普遍福利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它有关政府的理论几乎完全是消极的。”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对于变化的必要性，欧内斯特·巴克写道：“并不是需要修改边沁主义的旧论点，而是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