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作家。出生于虔诚的东正教家庭，为著名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之子。187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史系。1874年通过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的答辩，获硕士学位。1875年后，游历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埃及，研究宗教哲学及神秘主义。归国后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哲学。1877年移居彼得堡。1880年，通过博士论文《抽象因素批判》，其中论述了作为真正的大统一的概念——真。
    1881年，索洛维约夫出生基督教的宽恕心，呼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赦免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刺者，却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分子，他认为东正教的等级制度违背了教会的神圣学说，幻想将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普世教会。哲学上则认为生活是一个辩证过程，认识和现实通过冲突而相互作用，最后将由一个绝对的存在把一切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伦理学是一个辩证问题，即人们的行为和决定是否合于道德，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序上有助于使世界同最后的大统一结合在一起。《爱情的意义》一书即为这种理论的阐述。

    《新世纪万有文库》是辽宁教育出版社鼎力推出的重点图书，全书着眼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按常备、实用、耐读、易存的原则，在海内外各学科专家的指导下，将中外名著的珍善版本，精选收入文库，从1996年起到2005年的十年中，计划每年出书百种，积累至千册，意图使整个文库能基本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概貌，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选定一个家庭藏书的基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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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要求非常充分的、内部的、彻底的结合，但通常不会越过这种主观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这种结合也不过是短暂的。实际上发生的并不是永恒的、内心的结合那种诗的境界，而是两个受局限的人在平淡生活的狭窄范围内多少是持续的，不过仍然是暂时的；多少是亲密的，但仍然是外部的、表面的接近。爱情的对象在现实中并不能保持恋爱韵幻想所赋予他的那种绝对的意义。对旁观者来说，这从一开始就是明白无误的。但是伴随着别人对一对恋人的态度而出现的不由自主的一丝嘲笑却是他们自身失望的一种预告。爱的激情迅速地或是缓慢地消退；如
    果它所表现出的利他主义情感的能量没有落空，而只是失去了原有的专注与高峰，分散转移到为重复这一幕骗局而出生、而成长的孩子身上，那还是不错的。我说“骗局”，着眼点是个人的生命和人类个性的绝对价值，但完全承认生儿育女和世代交替对于人类整体生命的进步而言是必需而且合情合理的。但这与爱情本身毫无关系。炽烈的爱情同成功的生育相吻合只是一种偶然性，而且是颇为罕见的偶然性。历史的和日常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即使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彼此相爱过，子女也可以顺利地出生，受到父母殷切的爱护和优良的教育。因此，与世代交替相关联的、人类的社会利益和世界利益完全不需要爱的高度激情。而且在个人生命中，爱情的这种勃发常常是一朵不孕之花。当爱情的对象从永恒个性的绝对中心的高度跌落为一种偶然而且可以随意替换的工具，用来生产新一代的人，也许稍稍优于，也可能稍稍劣于老一代，但总之都是相对而转眼即逝的一代人时，爱情的原始力量就丧失了它的全部意义了。
    真正的爱情首先就是以信仰为基础。爱情的根本含义，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于承认另一个人具有绝对的意义。可是在自己经验的、属于真实的感官知觉的存在中，这个人并不
    具有绝对意义，因为他按品格而言是不完备的，按生存而言是短暂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作为所期望的事物的信息、看不见的事物的显示的信仰来肯定他具有绝对的意义。那么这里说的信仰
    又是什么呢？相信某个个人具有绝对的，因而是无限的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声称这个人作为个别的、单独的存在，其本身就具有绝对意义，同亵渎上帝一样，都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当然，在爱情关系的领域内，“奉若神明”这样的字眼是相当常用的，可是“疯狂”这样的字也同样是被广泛使用的。所以说，如果我们遵循不允许将彼此矛盾的概念混在一起的逻辑法则和禁止圣像崇拜的真正的宗教戒律，我们就应当将对爱情对象的信仰理解为肯定这个对象存在于上帝之中，从而具有绝对的意义。不用多说，对另一个自我的这种超验态度，在思想中将他归入神灵一类的前提是对自己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也将自己归入绝对的范畴。要承认某个人有绝对意义或者说信仰他（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我就必须肯定他是在上帝里面，从而
    信仰上帝本身和信仰自己在上帝里面有自己存在的中心点和根源。这种三位一体的信仰是一种内部的活动，由它为一个人同他的另一个自我真正的重新结合、为在他（或他们）心里恢复三位一体的上帝形象奠定第一个基础。在时间和地点的真实条件中，信仰活动就是祈祷（指这个词的基本意义，而不是技术意义）。将自己和另一个人在这方面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是走向真正结合的第一步。这一步本身并不大，但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以后更大的步伐。
    爱情之伟大、之神秘、之狂热正在于生命和死亡对坠入情网的人面言，是相等的。包括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爱情之有力量、之可怕也在于此。在它面前，所有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只有一种能令人屈服的愿望的声音是例外，这种愿望以自己超常的光亮使人丧失视力，改变心灵，改变人们，改变事物——贵重的变得一钱不值，而一钱不值的变成了富饶无尽的王国，人变成了神灵，同时又是野兽，走进了非人的世界，而灵魂在涌动。如痴如狂，容光焕发，狂热的灵魂在燃烧、在哭泣，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生活，第—次能看见，看见一切，——它热恋着肉体，如同当初众天使恋爱着大地的女儿们一样。天使为了大地而抛弃了天堂，从而将翠绿的大地伺万物在其中诞生的蔚蓝色以太连结在一起。他们将世界一劈两半，于是我们就在两个镜面之间生活着。众多的映象使我们感到恐惧。我们心惊胆战，手足无措而沉入镜面深处。但是我们有爱情，我们在爱着，于是为了爱情而建立功勋，于是为了爱情面犯下罪恶，为了一瞬间的爱情我们能创造生命，也能践踏生命。这就是爱情。
    魏宁格认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两种元素（阳性元素和阴性元素）的混合体，在他看来，这两种元素构成形而上学的本质。既然如此，那么就不是女人决定了女性，相反，倒是女人本身是由女性来决定的。而且魏宁格笔下的阴性（女性）是一种公设，而且仅仅是一种公设。这样他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如果他的公设是由真实的女人抽象而得的属性，那么魏宁格就得听命于妇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而魏宁格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是很令人怀疑的，因此他对妇女所做的结论也同样是可疑的。如果“女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那就必须揭示它的内涵。这种形而上学的揭示我们在谢林（“宇宙灵魂”）、索洛维约夫、新柏拉图主义者、诺斯替教信徒以及其他许多人那里可以看到；他们揭示了形而上学自身的神秘论前提。这样一来，魏宁格按照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女性”元素的属性做出的结论就根本不成其为结论了。
    可是魏宁格既不是一位彻底的生理学家，更不是一位彻底的神秘论者。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忘掉自己关于阴性元素不能同真实的妇女相联系韵说法；他只能用生理学上的女人去替换在女人身上展示出来的阴性元素。不过，照他本人的说法，这样的女人不单单是女人。因此，他仅仅涉及女人的结论就不单是涉及这样的女人了，更准确地说，这些结论并不涉及女人子。因
    此这些结论也就失去价值了，唯其如此，他对妇女韵否定观点也就没有价值了，这种观点从小品文的角度说似乎是入情入理的，——如此而已。在任何一种谈话里，我们都可以维护任何一
    种思想，对此诡辩士在同一个平庸的人谈话时是深有体会的。王尔德不是能够证明任何一种完全相反的事物吗!这种证明的妙处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它们，而不在于它们的客观价值。魏宁格是机智的，而且是十分聪明的——对此我们并不怀疑；所以我们才应当反对滥用聪明。魏宁格醉心于自己证据的艺术性，而许多人却把这种艺术性当成了真实性。魏宁格求助于生物学的资料，然而他对妇女的态度并不能用生物学来证明其正确。
    魏宁格自称拥护新康德主义，但他阐述课题的方法却有一股康德之前的糟糕的形而上学的味道。
    魏宁格按形而上学的方式解释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替自己否定妇女的观点找到形而上学的根据，他援引的种种例证都需要加以验证。
    只能设想他对妇女怀着完全是非理性的隐恨。但魏宁格一面接受了神秘论的观点，一面又直接违背了从一开始就给神祗注入了女性成分的一些杰出的神秘论者的看法。
    不过我们即使持魏宁格本人的观点，也能向他提出许多反对意见。这里并不是发挥这些反对意见的场所。我只想指出，把妇女看做是没有创造力的生物的观点是经不起批评的。妇女创造了男子不仅仅在于生理上的生育；妇女创造了男子还在于培育了他们的精神。妇女使得天才人物的创造力十分活跃，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妇女对歌德、拜伦、但丁天才的发挥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伏伦斯基无法理解，她这样一个刚毅的、秉性正直的人竟能忍受欺骗，而不想摆脱出来；但他不曾料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她不说出口的儿子这个这个词。一想到儿子，想到他将来和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她就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自己不能判断是非而胆战心惊。作为女人，她只能用谬论和谎言来安慰自己，以求一切维持原状和忘掉儿子将会怎样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求你，祈求你，永远不要我和谈这个问题！”
    “可是，安娜……”
    “永远别谈。让我自己解决。我知道自己处境的卑劣、可怕。但是不这像你以为的那样容易解决！”
    确实，这不是人们想的那样容易解决。离开丈夫？忘掉过去并开始新的生活？然而——谢廖沙那双眼睛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她不敢看，也不敢想这双眼睛。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无法逃脱这双眼睛，她将因为这双眼睛而毁灭。她不能不永远做自己丈夫的妻子，因为她不能不永远是自己儿子的母亲。这是血肉联系，“灵与肉的联系”，要切断它，就必须切断生命线本身。的确，她在切断这种联系的同时，也就毁灭了自己。
    也有另一条出路：为自己的母性而牺牲自己疯狂的肉欲，为灵魂而牺牲自己的肉体，因为灵魂是崇高的，而肉体是有罪的，因为精神的安娜是真诚的，而肉体的安娜是虚伪的，不是“真正的”。她本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说的所有读者，以及在两千年历史的光照下的白昼的、公开的基督文化，从埃及圣母马利亚得到拯救的那片荒漠到雅斯那亚波良娜的隐士召唤人们前去的荒漠，都是这样认为的。
    安娜放弃了这唯一的出路而毁灭，受到了上帝律法的惩罚：“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又是作品中被大家所理解、接受的白昼的、公开的思想。但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这是本书作者唯一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吗？不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和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仿佛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说，“夜深沉，而且比白昼认为的更深沉”。除了这个白昼的、公开的思想之外，还有另一种奥秘的、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夜间的思想。
    要衡量它的全部深度，必须仔细审视安娜身上的另一个、“非真正的”、似乎是“非基督徒的”我。这是什么样的我？它来自何方，又去向何方？主要的是，这第二个我以什么样的宗教态度对待第一个真正的、仿佛是基督徒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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