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
一、恢复“井田”，以均贫富所谓“太平”的思想，最早是由汉代人提出来的，含义有二：其一，是指社会安定和谐。《汉书·王莽传上》所说的“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臻，太平已洽”以及“天下太平，五谷成熟”，都是描述的这种情景。其二，是指人民的财富均平。《太平经》解释“太者，大也”，“平者，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东汉末年，“太平道”曾以财富均平为号召组织农民起义。所以，“太平”，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安定、财富均平的向往与追求。
北宋中期，宋王朝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均田制被破坏以及“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财富的不均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官僚机构重叠膨胀，冗员冗费空前增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因此而日趋尖锐。加之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与侵扰，使宋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是在这种社会不安定、财富不均平的大背景下，张载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实现社会“太平”的政治构想。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和景祐三年（1036），李觏先后写成《潜书》和《平土书》，尖锐地揭露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指出农民没有土地是矛盾的中心，因此，他主张按照《周礼》，恢复“井田”，企图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矛盾。
庆历三年（1043），李觏又写成《周公致太平论》，在宋代率先打出为社会“致太平”的旗帜。这本书假借周公之名，在《平土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许多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国用”和“军卫”两个问题。
“国用”，是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这是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他说：“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六《国用》第三）人必须有饭吃才能从事作为人的活动，国必须有财源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人的“足食”，国的“足用”，都来源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又主要靠天时、地利和人的劳动。所以他认为扩大生产就要使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他说：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则丰者乎。（《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六，《国用》第四）这是说，要在恢复“井田”制，均平土地的基础上，使人“一手一足无不耕”，使田“一步一亩无不稼”。把劳动者的潜力和土地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就能多产粮食。粮食多了，农民就富裕，农民富裕了，国家的财源就充足。
“武备”，是关于国防建设的问题，这是社会安定的根本问题。
李觏主张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按照《周礼》的办法，在平时，就用军队的编制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战事，就指挥他们去打仗。“士不特选，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则驱之于行阵，事已则归之于田里。无招收之烦而数不缺，无禀给之费而食自饱”（《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九，《武备》第一）。在他看来，这种寓兵于农的“乡军之法”，可以克服“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九，《武备》第一）的弊端。意思是说，后世的军队都是招募来的，平时要养活他们，由于军饷往往不足，致使军队往往有缺额，“有兵而未尝足兵”。又可以收到“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九，《武备》第一）的实效。所以，他希望宋王朝能够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政策，抗拒辽和西夏的入侵，维护当时的中原政权，使中原民众能够自卫。
李觏的上述主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洵、苏辙、王安石等人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上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张载也是如此。
张载在青少年时代，李觏的《潜书》、《平土书》和《周公致太平论》相继发表，所以，他“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夙愿，从其改革内容与改革方案都与李觏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联系。
张载与李觏一样，首先考虑的也是“井田”和“均平”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解决人民穿衣吃饭和安定人心的根本问题。他假借《易传》的话发挥说：言“风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饪始；风，风也，教也，盖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横渠易说·上经》）家道之始，始诸饮食烹饪，故曰“风自火出”。（《横渠易说·下经》）家人道在于烹爨，一家之政，乐不乐，平不平皆系乎此。（《横渠易说·下经》）家不富，志不宁。（《横渠易说·上经》）张载把食作为家的基础，而在封建社会里，家又是国的基础，这是说，“家不富”不仅无法安居乐业，无法进行教化和稳定人心，还必将动摇封建社会的基础，所以他要用“井田”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入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行状》）“仁政必自经界始”，见《孟子·滕文公上》。“经界”是划分井田的地界。孟子主张把恢复周代的“井田”制，作为实行“仁政”的首要任务。张载很赞同孟子的主张。他认为，如果不用“井田”而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都不过是权宜的、苟且偷生的办法。为了说明“井田”不是“亟夺富人之田”，而是一项“悦之者众”，使多数人受益的制度，他依据《周礼》提出了关于“井田”的设想。
张载所提出的井田方案是，按照《周礼》土地国有的原则，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其具体办法是：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制，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经学理窟·周礼》）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
（《经学理窟·周礼》）所谓“井田”制，是孟子等人对周代土地制度的设想。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以及《孟子·滕文公上》的解释，在周代土地是国有的。
井田制，就是国家把土地划成许多井字形的方块，每一方块中有九百亩耕地，井字中心的那一百亩作为公田。在这个公田周围的八百亩耕地，分配给八家农民，每家一百亩，这是“私田”。每家农民除耕种“私田”外，还合力耕种那块公田。“私田”的收入归各家所有，“公田”的收入归国家。这是一种劳役地租，孟子称之为“助法”。张载所说的“一方”，就是指井田中的方块，其数目也是一百亩，他说：“百亩，乡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经学理窟·周礼》）与李觏不同的是，他明确提出要废除“分种”和“租种”制，“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经学理窟·周礼》）。“分种”，即招佃户耕种，“租种”，即出租土地。佃户制和租赁制都不被允许了。关于田租，李觏认为《周礼》田制中没有“公田”，国家向农民直接征税（见《平土书》）。张载认为《周礼》田制中有“公田”，但应取消公田而征税，“借如十亩籍中岁十石，则税当一石而无公田矣。十一而税，此必近之”（《经学理窟·周礼》）。这里，张载与李觏一样，都主张用比较进步的实物地租来取代劳役地租，这是他们对“井田”制的一项变通。
怎样对待地主和处理地主的土地，这是均平土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李觏主张按人口平均土地，地主也不例外（见《平土书》）。张载的办法则比较缓和。他说：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经学理窟·周礼》）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经学理窟·周礼》）这是说，把土地收归国有以后，对地主实行两项补偿办法，作为过渡性措施：其一，是根据所没收土地的多少，授以不同等级的田官“以掌其民”；其二，是按田官级别的大小，授给不同数量的公田。这里所谓“公田”，也称之为“职田”，就是与田官级别相应的俸禄田。照这种制度，每一种政治职务都带有一定数目的土地。这种土地的地税“亦什一之法”，其收入归田官所有。这样，地主虽不能收取高额的地租，却能收取十分之一的地税。张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地主“不失其为富”，“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保持若干既得利益。
张载的井田方案可以说是企图进行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他认为改革应当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宰相以及各级官吏。他说：入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经学理窟·周礼》）他要求皇帝学习孟子的榜样，以“仁心”施“仁政”，并任用有才干的宰相在全国逐步恢复“井田”制。为了身体力行，他还在家乡买地一块进行“井田”制的试验。由于他把对土地均平的执着追求看作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所以，他认为即使有少数人不赞成，也要坚定不渝地去实行。他说：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经学理窟·周礼》）这是说，进行改革总会有少数人不赞同，但决不能因为有碍于这些人的“人情”关系，而动摇自己的决心。他曾说：“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张子语录·中》）这种在改革中以民利为重的思想，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张载的这种自上而下、依靠各级封建政权、维护地主阶级若干既得利益的“井田”方案，并没有能付诸实施，即使实行起来，也一定要失败。
因为这个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按其设计，一方面，地主仍为田官，不参加劳动，享有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另一方面，没有土地的农民虽获得了名义上的分地，但他们仍然是在田官的驱使下从事农业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受着经济剥削，必将两极分化，土地又会集中，均平的土地又将不平均。李觏对此可能有所认识，所以他在后来写的《富国策》中就不再提“井田”而主张用“限田”的办法予以取代。
张载直到去世前，还在企图实现“井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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