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往往将荀子的包括天人之分在内的各种关于“分”的表述与礼义层面上的“分”分割开来，以致忽视其中所蕴涵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根本原因在于，当荀子将分的方法从天人之间、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转向人与人之间，即从单纯的本体论、认识论层面转向社会历史和道德伦理层面时，尽管能指相似，但所谓名分之“分”与作为方法的“分”，无论在读音上是在涵义上都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转化。二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不容否认。但二者之间并不像人们所误认为的那样，可以截然分割开来，而是本质上有着清晰的语义延伸的逻辑脉络贯穿于其中。正如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先辨物后制名一样，所谓名分也是基于对人伦上的贵贱、亲疏的区分或分辨而确立的对人与人之间差异与每个人的特殊地位、身份的贞定，总是在分别的基础上确立名分，因而本质上乃是分的方法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是人运用“分”辨的能力加以分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提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在《正名》中，荀子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制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获，此所以有名也。”（《荀子·正名》）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荀子明确地将对事物的辨别、命名和对人的辨别、名分的确立联系在一起，视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同一种方法在不同领域的运用、贯彻和体现，即所谓“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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