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章大意很明白，只有两小点不好讲。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讲谁？有人说是丈人讲他自己，也有人认为是指责子路，“批林批孔”时期，更有人说是批评孔子。从文章看，后一说自然不能成立。杨伯峻赞成第二说，但未说明理由。钱穆认为，“据下文，丈人甚有礼貌，似不会邂逅子路即予面斥”，所以主第一说。李泽厚回避了这问题。我同意钱先生，并且认为丈人先说这样两句话，是为了表示：我年岁大了，腿脚不方便，很少走动，眼睛也看不清了，所以不可能认识哪个人是你夫子。这既有抱歉的意思，也给知道他是隐者的人留下一个悬念：他这是暗示他不是你夫子孔丘那样为实现理想而到处奔走的人！因此，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必是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是批评人不劳动、没知识，而仅仅是指人老了，腿脚不便，视力不佳。
二是最后“子路日”那一大段话是对谁说的？既然丈人已经“行矣”，就不是对丈人说的了。可又明显不是自言自语。杨、李二位都不对此作出交代，杨先生还把“子路日”译作“子路便道”，似乎这是子路承接着别人的一番话而说的了；李先生的译文没有“便”字，可“子路说”接在“子路到了，老人却已走开了”之后，则使得语气不连贯，说话无对象了。钱先生根据前文有“见其二子焉”一句，就将“子路日”译作“子路和他的二儿子说”，这倒不失为一种“交代”，但却只是一种猜测。我以为这段话从内容和
语气看，完全是孔子说的，并且是对丈人--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的批评，所以，把它看作是子路返回到孔子身边，告知孔子丈人“行矣”之后，孔子对子路说的，更合事理逻辑一些。因此，我怀疑，这里的“子路日”是否多了一个“路”字？自然，不管是谁说的，都不影响我们对孔子的了解，因为即使是子路说的，也一定是孔子教他去向丈人说这番话的，也仍然是孔子的意思。
这番话可说是对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作的注释。当今世界“礼崩乐坏”，“天下无道”，非哪个人所能改变的，这一点，孔子十分清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因此他对洁身自好、避世隐居的隐士一点不敢轻视，相反，很是尊敬。但这只是在理性认识层面上他和他们认同，在社会责任感方面，在道义上、行动上，他就不同于他们了。他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所以“不仕”是不行义的表现，而“君臣之义”是和“长幼之节”一样属于“大伦”的，因而是不可废的。就因为如此，所以尽管“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还是要积极人世，努力奋斗，尽最大努力去谋求参政，以求行大道于天下。这乃是良心的召唤，道德情感的驱使，不是对客观因果必然性的认识所能阻挡的。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属认识领域，“而为之”是道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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