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越南儒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儒学》辑刊副主编。主要致力于制度儒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越南儒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新统》（2006）、《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03）、《现代化与文化选择》（1998），《神仙传》（1992、1998、2005）；编有《王国维学术经典集》（1997）、《文化传承和中国未来》（2004）；译著有《传统与超越》（2000）等，另有合著作品及论文多种。

    《制度儒学》反思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儒家将儒学窄化为心性之学的缺失，主张以精神理想和现实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审视儒家的本来面目和未来发展空间，书中有三个中心议题，其一是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以康有为和孔教会为中心讨论儒家在近代中国如何面临制度化解体和重建的复杂进程；其三则是通过批林批孔等典型事例的分析，讨论儒家与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关联，思考如何重建儒家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br>    《《制度儒学》》认为儒家应该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且中国人在进行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吸收儒家的资源。而超越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是达成儒家价值重生、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由于对经典的基本立场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个<br>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一方面是在争取儒家内部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争<br>取更多的政治权力的成分。今文经学家认为儒家经典并没有受到秦朝“焚书<br>”、“坑儒”政策的影响，汉代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是完整无损的。而古文<br>经学家则另有他们的说法，认为因为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建议，打压儒家，<br>所以孔子所编的六经有许多已经散失了，只是民间有些人将之藏在墙壁中，<br>才得以保留下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立的五经博士中，所采用的书<br>籍都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下的，因此称今文。而那些从墙壁中被发掘出来<br>的书，则是用秦汉以前的文字写的，因此称古文。<br>    当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差别，不只是书写的文字不同，在经典的<br>字句和篇章上都有不同，但最关键的是观念上的差异。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政<br>治家，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孔子政治思<br>想的核心，偏重于“微言大义”，即从经典的话语中寻求解释的空间，比如<br>董仲舒试图从《春秋》中找到汉朝统治的合法性依据，说《春秋》是孔子“<br>为汉制法”。其弊病在于往往流于“怪诞”，比方说，汉代今文经学家制造<br>出一系列神话将孔子神化，经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古文经学<br>视孔子为史学家，将六经看作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偏重于名物训诂和考<br>证，他们认为要了解经典首先要弄清经典的含义，因此就需要掌握说文解字<br>的功夫。顾炎武说：“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至于诸子百家之书，<br>也莫不然。”[38]不过放弃对经义的发挥的做法，一方面会过于拘泥于对经<br>典本身的考辨而忽视经典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则会流于繁琐。<br>    自魏晋之后，形成了一种结合义理发挥和考据的经典解释方式。当时的<br>玄学家们不拘泥于圣人的片言只语，而要得意妄言。玄学夹杂着老庄的道家<br>思想，并不能说是真正的经学派别，但他们的精神却为宋代的儒家所继承。<br>理学家们强调“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注重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更<br>具普遍意义的原则，在经学研究被称为宋学。<br>    ……

序<br>前言<br>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儒家的构成性<br>亲亲和尊尊：儒家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br>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br>儒生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br>科举制度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br>儒家的制度化重建：康有为和孔教会<br>一个乡绅的心情：刘大鹏日记解读<br>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br>从“良知坎陷”到“理一分殊”：新儒家文化立场的矛盾与转折<br>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br>1973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br>孔子：是保守还是进取——张岱年和后“批林批孔”时期的儒学观重建<br>知识、制度和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干春松、陈壁生<br>对话录<br>主要参考文献<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