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体而言，应该将利置于下的位置上，并进行合理地分配；同时，作为使利得以均分的机器，就要求势的保持者——君主或作为他的机关的百官的存在。换言之，“利当在下”的同时，也就论证了“势当在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虽然不至于致命但也十分奇怪的论点。首先，假设君主百官不存在，即上下未分，并罗列出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便总结出君主、百官的存在是必要的结论。而在假设问题的另一面，如果“豪强贪暴者”将利垄断而形成势，以用来奴役民众，瓜分天子的权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天子的存在与否，是不能够假设的。这个论述的前提必须是天子的理念，或者说以势的保持和行使为内容的天子的权能，能够被允许如此纳入议论范围。对于吕坤的论述方法，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实际上问题在于，处于绝对上位的天子的存在，或者说绝对的上与下的区分这个前提，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假设君主、百官不存在，如果这个假设成为现实，那么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吕坤认为，结局便是再也无法最终解决天下纷争的状态。豪强贪暴者垄断并积累利的结果，使势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他们对于群集起来的贫困无所依赖的民众，并不拥有太强的优势力量，所以很容易被颠覆。因此，君主、百官作为绝对上位被导入，并不是由于利的集中而形成的结果，而其中势的一元化是必要条件。但是，吕坤在此借助天的意志进行论证，他认为利必须均分，然后，天才立君，并使君与万民形成绝对的上下关系。
但是，将上下的起源归结为天意的解释，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观念，这使得此课题过于神秘化了。⑩而将势利的形成关系说成是上下的起源，也同样是神秘化的说明方法，倒是还有探讨的可能。“得天下者，因天下之利而匹夫为天子”[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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