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获歌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七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五二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四十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一九四九年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第五册
自序
绪论
第四十九章 通论道学
第五十章 道学出现的政治条件——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
第五十一章 道学的前驱——周悙颐和邵雍
第五十二章 道学的奠基者——二程
第五十三章 道学的奠基者——张载
第五十四章 朱熹
第五十五章 陆、王心学的兴起
第五十六章 道学外的思想家——陈亮和叶适
第五十七章 气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自我修正及革新
第五十八章 心学的发展
第五十九章 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
第六册
自序
绪论
第六十章 中国历史第二资助大转变时期思想中的先行者——黄宗羲
第六十一章 颜元对于道学的批判
第六十二章 戴震反道学的斗争
第六十三章 魏源应付大转变的新形势的总对策及其哲学思想
第六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第六十五章 所谓“同治中兴”和“同治维新”的中心人物——曾国藩
第六十六章 戊戍变法（所谓“光绪维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康有为
第六十七章 戊戍维新运动的激进理论家和哲学家——谭嗣同
第六十八章 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严复
第六十九章 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
第七十章 关于中学、西学斗争的官方结论
新版校勒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