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与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一道构成了解构学派“政治哲学”的核心文献。
    通过反复倾听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啊，朋友，没有朋友！”在如此绝境的思想经验和冒险中，德里达解构了以“友爱”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传统，同时也回应了施米特与之相对的“敌人的”政治神学，伴随着尼采对说着“或许”的新哲学家的召唤，在不可决战的决断中，解析展现了“到来民主”的可能性。
    与之相关的其他两文章，一个是德里达以幽灵的解构政治学和“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挑战，一个是联系勒维纳斯正义的伦理增补了本雅明对暴力和极权主义的思考，二者都涉及到德里达政治思想的核心：解析即是正义，而正义是不可解构的！

    书摘
    第一，越出这个独特的上下文（即亚里士多德论述本源友爱的上下文）去提醒人们注意这么一种界限，就势必跨越一个巨大的问题领域，即跨越历史、事件以及一般发生的事情的独特性问题领域。当然，可能发生的事情为发生而发生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分析使事件成为可能的条件——无论这特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何等地不可或缺——绝对不会让我们对事件本身有所认知。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这里面推演出一种人人共知的秩序——从可能性到现实性，从对可能性的回归分析到事件的真正理解，对其表象之新颖性和事件之独特性予以把握，那么，这种明确的证据可能太简单了。我们不能仅仅分析“只发生一次”的事件的可能性条件和潜能，就相信我们能够指出这种事件的某些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如果这样，那也未免太朴素了。事件，惟一的事件，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事件，永远都不只是这种可能性，同时也不足以构成这种可能性。我们可能没完没了地讨论这种可能性，却根本就没有接近这种正在来临的事情本身。因此，这种秩序可能是他者的秩序——它或许是虚拟的存在。也许。只有正在来临的事件，在事件之后[aprescoup]，才允许先前的可能性条件成为被思考的对象。让我们满足于这么一个例子吧：正是这种对本源友爱的体验，正是这种行动之中的存在遭遇，赋予我们以权威，去分析先天习性[eys]和一切倾向，并且以此为由去分析另外两种形式的友爱（派生的非本源的友爱）。在这一强大的逻辑必然性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的后果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同样相关于启示、真理和事件的后果：可能性条件和启示性结构的思想，向真理敞开的思想——即本体论或者元本体论思想，早在接近一切独特的启示事件之前，或许就合情合理又合法地出现了。而且，这种不可还原的常识或者共识的先行性本身的问题是无限的。“事实上”，“真正说来”，可能惟有这种启示事件敞开它借以出现、涌现和现实地存在的可能性领域，就像一次侵入，在事件之后使之成为可能。启示性事件不仅启示特殊者——如上帝，而且它就是启示性本身。同样，这可能也禁止我们说“比如上帝”之类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必须在两个秩序之中选择吗？在所谓的“被启示的宗教”，同时也是以主动的爱（爱，友爱，博爱，慈爱，如此等等）为社会约束的宗教之中，这种选择首先就是不可避免的吗？在启示优先[Offenbarung]和可启示性优先[Offenbarkeit]之间，在呈现优先与可呈现优先之间，在神学优先和神正论优先之间，在上帝学和神学即上帝神圣性学说之间，我们必须做出抉择吗？首先应该指出，如果在这两种秩序之间真的还有一种选择，那么，采纳“人神之间不存在本源友爱”这一亚里士多德命题又会产生什么差别呢？我们马上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并且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将一切有关友爱政治学的可能性的反思，含蓄地组织起来。第二，亚里士多德论证的权威性由之而来的行为或者事件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属于每一个（chacun）的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属于“彼此”（chaqueun）的思想，一种属于个体独特性的思想。
    P33-34

友爱的政治学
引言
寡头政体：命名，枚举和计算
友爱之爱：也许——作为名词和副词
这个疯狂的“真理”：友爱的正当名称
幻影朋友之回归
论绝对的敌意
誓言，魔咒，博爱
他，伴我同行……
反弹回文
“人类语言中的博爱……”
“人性历史上第一次”
附录
法律的力量
马克思和儿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