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要巩固和发展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首先必须解决如何发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就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而言，不过干余人。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也不过3000余人。而江西和湖南两省的敌人很强大，常常联合起来“进剿”红军。因此，研究和制定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对红军施以正确的作战指导，就成为当时诸多军事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在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从中国的孙子到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也不可能给红军准备一个现成的答案。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可借鉴，只有靠自己在斗争中学习，在战争中提高。
毛泽东刚上井冈山时，听说有一个叫山大王的朱聋子，本名朱孔阳，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多次捉他一直捉不到。他利用井冈山地势险峻，到处是悬崖绝壁，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的天气，与官府兵周旋。官府兵一进山，他就与之满山转圈子，你到这里来，我到那里去，使官府兵对他无可奈何。他的基本经验是：“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研究了朱聋子这一经验，从中受到启发，“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从而引出了他新的思路。他对红军的战士们讲，我们要把“打圈”和打仗结合起来，把“山大王”的办法改为“红军不但会打圈，还要会打仗”。敌人向我们“进剿”，我们就退避三舍。我们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他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兜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打他个干净利落。
1928年1月中旬，江西的敌人以一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把这一时期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概括为：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的多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退，敌人去了我们后面追，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
毛泽东运用这一原则，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经过充分准备，对进占新城的敌人，从南、北、东三面突然发起进攻，经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一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进剿”，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8年5月中旬，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企图实施分进合击。当敌人从吉安向永新推进时，毛泽东和朱德采用“敌来我走”的办法，令红军于5月底主动撤出永新城，集结于宁冈待命。敌人占了永新后，不知红军的虚实，不敢冒然行动。红军从宁冈出发，向西佯攻酃县，引诱赣敌第九师杨池生、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向西深入。红军带着敌人转了一个圈子之后，突然回师东进宁冈新城，占领了七溪岭有利地形。6月23日激战一天，全歼敌人一个团，击溃其两个团，又乘胜猛追40里，缴获大批枪支，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根据地的人民赞扬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毛泽东从战争学习战争，并不断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逐步形成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①
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就这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既非“科班”出身，也没有什么“文凭”的毛泽东，不拘泥于古人，也不拘泥于“本本”，走出了一条“从战争学习战争”的道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开始指挥一个团，后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最后乃至成为全军的统帅，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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