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卓吾，资深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宜阳人，1927年生。1953年到北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直到1987年离休。几十年中翻译和校订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列宁著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独立地翻译和撰写著作，迄今已出版重要著作二十余部，如《伟大的列宁》、《列宁的一生》、《不平凡的一年》、《神奇的伟人——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谜案》、《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马克思的自由》等。此外，还与人合译、本人校订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拿破仑——蒋介石的命运》，与人合译合校了《达尔文传》，与人合译了《列宁的一家》、《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并主编了《列宁的历程》一书。尤其是其所著《翻译理论与实践》和《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两书，对于指导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从已解密的俄罗斯总统档案资料中，仔细筛选出一些至今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予以翻译出版，这些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真实而客观地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史实，如日本投降的内幕、马歇尔访华与蒋介石的全线崩溃之内情、毛泽东访苏缘何被几次推迟、斯大林授共的真实意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内情等等，均有全新的、不同于历史教科书所言的真实资料，对近现代史、当代史的研究工作多有裨益，也会帮助一般读者重新审视和了解那段历史。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遭到失败和共产党政府于1949年10月上台执政之后，美国围绕着如下一个问题展开了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这个问题是：“是谁丢掉了中国?”也就是说，由于谁和由于什么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遭到失败，这种失败意味着美国丧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非常牢固的统治地位。
    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认为苏联是使国民党失败以及相应地使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罪魁祸首。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第4次会议上，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对苏联的控诉书，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因苏联违犯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和违犯联合国宪章而对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不受侵犯以及远东和平造成的威胁》。在这份控诉书中苏联政府和苏联军事统帅部受到的指控是：（1）它们制造障碍使中国政府军未能及时进入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中央政府的政权；（2）它们在撤走自己的军队时把东北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为中共打开了由华北自由进入东北的通道，帮助中共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将从投降的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完全交给了中共；（3）苏联政府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东北共产党政权秘密签订了一系列向中共提供物质技术援助及其他援助的协定与合同。
    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在其声明中指出，苏联的行动、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和支持是使国内战争有利于中共这一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60年代，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展开了一场反对苏联的宣传运动：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开始对苏联的对华政策和斯大林本人进行批评。他们起初是在一些内部讲话中，后来便在一些公开讲话中对苏联和斯大林提出了许多要求和责难，其中主要的要求和责难可归纳如下：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了国民党，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1945年之后，斯大林干涉了中共的内部事务，“妨碍了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不准许中国革命”，等等。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这些论点后来就转移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的著作之中，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苏联不帮助蒋介石政府抗日而是只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话，如果苏联不同蒋介石政府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的话，如果斯大林不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向中共领导提出某些建议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时间就会早得多。
    由于这些言论的影响，于是在阐述苏中关系问题方面，在说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共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方面以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一切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就发生了转变。很多西方的著作家开始发挥一种说法，说什么苏联当时对中共的帮助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对国共两党斗争的结局并没有起什么重大的作用。许多著作家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毛泽东的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妨碍了”中国革命，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等等。
    
    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问题最早于1947年初就提出来了。中国方面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形势引起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总统的特派代表马歇尔将军的和平调停使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爆发了席卷华北和东北的日益激烈的内战，中共的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惨败。在华北，国民党的军队给予中共的主要根据地——“中国的特区”以打击，占领了延安城，这里从1936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司令部和共产党军队统帅部的所在地。在东北，蒋介石的军队使这里的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由林彪指挥的所谓民主联军遭到了惨败，把共产党的残余部队打到了松花江对岸，占领了除由苏联控制的辽东半岛以外的全部南满，并准备向林彪部队退居的北满挺进。
    为了避免彻底失败，毛泽东极其需要苏联给予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他抱着这样的目的准备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当前的形势以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并想听听斯大林的意见，而主要的目的则是想得到实际的帮助：武器、弹药，其他军事技术手段和很多别的东西。
    毛泽东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先是同意，后来又表示不同意。两人继续不断地通信。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间，由于各种原因，时而确定了，时而又取消。但是主要原因斯大林没有说出来。这一切在我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一文中已作了详述。这里我要简单指出的是，推迟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真正原因是，在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担心会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
    
    这是我一生中再次来到北京。“北方的首都”阳光灿烂，1958年的夏天气候炎热，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排遣的预感。
    国家级的官方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
    以周恩来为首的各部部长们在欢迎中呈现出一张张冷淡的面孔。欢迎的人们为表示有礼貌才露出微笑。互相握手，互相讲一些意义不大的话。没有人致欢迎词，也没有人高喊欢迎口号，没有数米长的标语牌，也没有用斗大的字写上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永远感谢一类话的红布布幛。
    没有熊一般的拥抱，没有亲密的接吻。没有男人们表现出的柔情和亲吻。尽管没有这—切，也是很难把它们这么快就忘记的……
    以往那种广大欢迎群众高举飘扬的旗帜，手执各种小纸旗和领袖（已故的和健在的领袖）像的场面被取消了。以往那些热情洋溢地欢迎外宾的城市居民也不见了。
    周围是极度的沉寂和平静。不久前还非常流行的《莫斯科一北京》的歌声听不到了，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俄国人和中国人永远是兄弟”。把我们叫做“老大哥”的称呼也被忘记了。那种似乎可以给我们创造出中国“小弟弟”的崇高威望好像已经消失了。
    一列黑色高级轿车急速地开到中国首都郊区不久前刚建好的一个新区，苏联代表团就下榻于此。
    
    根据我的感受，我认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生来就有一种极发达的政治嗅觉，然而这种政治嗅觉需要由科学知识和文化来增强，可是他却未能具有这些。
    当我深入思考中国领导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采取不可调和的立场的原因时，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摆脱不了个人的一种感受，这就是毛泽东在这件事上看到了对他个人的崇拜不可避免地将遭到被揭发批判的危险。我觉得，他已经了解到，在对斯大林的崇拜揭露之后，眼看就轮到他了。而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两位领导人广泛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从赫鲁晓夫的论据中觉察不到任何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迹象。这就更加使毛泽东有根据猜想到行将到来的危险。看来，他们两人中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远不是无可指责的这一点并没有认真地加以思考。一方面，把“真情和自负”等同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教条主义地理解“老大哥”。为什么把这一情况竟说成是一场为正义和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呢?结果，国际主义失去了真正意义，从而未能促成为寻找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进行对话。争论和分歧具有了极端的性质。
    我们不是宣布了慷慨激昂的口号，对发达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无可比拟的成就称颂赞扬，使劲地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并号召别人跟着我们走我们惟一正确的道路吗?我们不是高声歌唱“我不知道还有另外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呼吸”吗?而岁月在流失，它带给我们足以安慰的东西很少，它带给我们足以说明取得真实成就的证据则更少。难道“我们制造出了导弹，我们截断了叶尼塞河”这种乐观主义的歌声不是至今还响彻在我国的上空吗?
    看来谁也没有比我们自己，比我们没有远见的宣传给我们在道义上造成更大的损失了。
    当我们在自身中找到了摆脱自我造成的错觉和自我欺骗的力量时，才知道我们的社会组织模式并不是达到目的的惟一方式。并不是惟一的道路，而只不过是多种可能道路之一而已。        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使命最终未能使他消除苏中关系方面所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可以明显地觉察出两国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尖锐化了。于是，当年两国伟大人民之间那散发着香气的友好和同盟的田野就变成了一种月下景色。中国的大门对我们严实地关闭起来。代替兄弟般的团结的是疏远，有时是敌对。在我们两国之间犹如在前线似的，形成了一个地雷地带。这一切不能不加剧惊慌和痛苦。
    我们要问：在这方面罪责究竟在谁呢?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情况呢?希望了解真相的人对此是感兴趣的。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认为双方都有罪过。罪过和责任在于把同我们的邻国、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睦邻关系和兄弟般的关系的命运寄托在其身上的人。
    一切看起来是这样：似乎有罪过的是某个人，而我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问心无愧、无可非议的吗?正确的看法是：应当长久居住在俄国，以便有所了解。中国方面有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的看法未必可以不加理睬。中国方面不仅不赞同我们，而且还愤怒地指责我们，认为责任在苏联。但是，这也是一种失去客观性和理智的极端表现。
    有一点是清楚的：争论拖了很长的时间，拖了过长的时间，已经形成的情势无论如何既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苏联的根本利益。而生活本身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我们，都是既犯了错误，又有所失算。坚定不移的改革过程包括了广泛的国际方面的问题，这一过程证明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普遍让人感到满意的是，最近以来开始出现一些肯定性的进展。恢复我们关系的过程正在顺利地发展。
    对待过去的事情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者是拿它开心，或者是为之伤心。只是不能忘记：这是我们的历史，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历史的真理始终是真理，而不管它是被承认还是被拒绝。而我们知道，通向真理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人们获得真理往往要付出肉体痛苦的代价和精神痛苦的代价，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而有时候则要付出被迫妥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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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  （1949年1—2月）  安·梅·列多夫斯基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往来电报  （1949年1月）  C·JI·齐赫文斯基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判  （1949年12月一1950年2月）  安·梅·列多夫斯基
1950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是谁决定的：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 沃龙佐夫·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
一位目击者眼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  奥·鲍·拉赫马宁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斯大林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
斯大林和毛泽东   尼·特·费德林
斯大林于1953年在莫斯科同周恩来的谈判和赫鲁晓夫于1954年在北京同毛泽东的谈判  康·伊·科瓦利
1958年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争论  尼·特·费德林
附录一  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   沈志华
附录二  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1958年7月22日）
附录三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  邱静
附录四  斯大林同周恩来的谈判  （1952年8—9月）  安·梅·列多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