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原为中国先秦儒学典籍,唐宋儒者在应对“佛道”挑战而为儒学构建本体的遇程中,将“学庸语孟”进行了“四书化”,使之成为继“五经”之后的又一儒学经典结构。然而,当理学及“四书”伴随着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后,江户古学派对它们的批判、质疑、否定便纷至遝来,并解构了“四书”经典结构,开启了日本的“去四书化”的历程,这一思想虽属“暗流”,但对日本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这意味着,中日儒者对儒学经典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已暗示出“文化认同”在近代之前的东亚世界出现了裂痕,尤其是从东亚史的视域内考察“四书”经典结构的形成与解构,既折射出中日儒者对儒学典籍的不同诠释,也意味着他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渐行渐远,而这一不同思想取向甚深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对待东亚问题的研究不能将着眼点仅限于近代东亚,近代之前的东亚世界更是不容忽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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