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研究》：
诗歌的秘密就隐藏在这种集体性的情感中。集体情感的宣泄能够激发感情联想并造成疏离现实的效果，形成集体的幻象。在考德威尔看来，这幻象是整个社会的驱动力。个人参与了集体幻象就发生了改变，成为集体的一员。部落生活不同于野兽，总是要求一些非生物本能的经济活动，如收获；因此，需要一种社会机制使本能服从于集体的经济活动。集体节庆就是这个机制的重要内容，它释放郁积的感情，使个体本能通过集体渠道得到宣泄，这就产生了诗。“有必要治理人的本能，使它们适应辛苦的劳作；有必要收集人的情感，把它们引入有益的经济渠道。”②考德威尔认为，在节庆活动中，真正具体切实的目标，如收获，变成了幻想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目标。在舞蹈、音乐和韵文的催眠性节奏之下，人脱离了现实而被投入幻想的世界，劳动成果以幻想的方式呈现给人们，以激励其现实生活中的劳作。诗歌以集体情感的方式引导个体本能，使之服从部落的经济生活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是属于人的经济活动的。
同普列汉诺夫一样，考德威尔也反对把审美仅仅与人的动物性相联系的观点，强调艺术和审美与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联，“文化不能与经济生产脱离，诗不能与社会组织脱离，它们和物种的一般生物特性适成对照。因此，诗不能看作本质上是种族的、国家的、遗传的或特异的。诗的本质应被理解为是经济的。”③同时他也反对把遗传的个性与社会的分化截然分开，认为二者是互相实现的手段。随着文明的进化，特定的经济生活和劳动分工支配着特定艺术形式的生成。比如，在他看来，早期诗歌作为部落智慧和大事记，其特点与没有因为社会分工而分化的社会状况有关；诗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人身上的遗传本能，而小说表现的个人是已经调节过的类型，是社会的人物，是在社会中得以实现的人。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由它派生出的文化形态，并通过人“原始被动同情”的特殊本能，最终联系于特定的诗歌和其他艺术体裁。
考德威尔已经注意到：不同艺术类型的产生是基于不同的现实条件，而生产生活方式对艺术的生成并非单独地发挥作用，它必然要通过一定的生物遗传属性和物质生活条件才能作用于人的意识。因此他认为，诗歌的产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从这些观点来看，韦勒克所说的“考德威尔的诗歌起源理论是关于艺术起源的想入非非，复活了艺术原始统一的古老神话”的讥评并不公允，考德威尔对不同艺术的分界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所说的“有理由假设，舞蹈、诗歌和音乐有着共同的起源”一语中，并不能读出“艺术原始统一”的意涵；根据笔者的理解，原始统一的不是某个有待于日后解体为各门类艺术的艺术总体，而是原始混沌状态下被唤醒的感性。换言之，共同起源是一个关于艺术的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包含了主客观方面充分条件；这一“共同起源”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与具体的主观条件和客观境遇相结合.才能生成为特定形态的艺术。当然，考德威尔的艺术起源理论并不严谨，总是假设多于求证，但他毕竟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渊博的知识和天才的颖悟为艺术起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考德威尔用20世纪初期的心理学、人类学思想成果丰富了马克思的艺术起源观。他强调了诗歌的集体性、幻象性和包含了经济、历史和巫术因素的综合性，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起源问题上对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论述，虽然其观点有一些主观随意、不够严谨之处，但他对原始初民时代艺术的发生条件和功能进行了天才的设想和阐发，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前提下，使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起源观超越了一般观念性的论断，对具体的艺术门类特征以及它们的创作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将艺术发生的动机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生产实践中的境遇、愿望、方式联系起来，依据唯物史观对艺术在原始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合理的阐发，对研究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学问题的结合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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