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沃斯特（1941— ），环境史学的创始人与领军人物之一，美国堪萨斯大学霍尔荣誉教授（荣休），中国人民大学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沃斯特曾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和美国西部史学会主席，曾获美国历史学会终生成就奖、美国环境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西部史学会终身成就奖、保护生态协会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包括：《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自然的财富》、《在西部的天空下》、《地球的终点》、《向西奔腾的河流：约翰·卫斯理·鲍威尔的一生》、《热爱自然：约翰·缪尔的一生》、《萎缩的地球：亚美利加自然丰裕的兴衰》。其著作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历史学*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苏格兰文学*高奖、英语语言联盟*佳传记奖，并多次获普利策奖提名。

  沃斯特是一位雄辩而热情的历史学家……这部重要的著作是在其*本质的元素——水——之上书写的美国西部历史，它无疑将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它检验了对水的操纵如何与边疆神话、期盼与假想相媾和，而后者又是如何为利益阶层所精心培植，以创造这一含糊不明的现代西部。

——华莱士·斯泰格纳（美国著名作家）

 

  通过其高超的语言掌控力、想象力和将思想与事件以及人物性格编织在一处的能力，沃斯特能够令*为平淡乏味的事实变得鲜活生动，成就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

——《洛杉矶时报书评》

 

  热烈而浪漫……充满着卓越的诗意与力量的语言……在包括约翰·缪尔、爱德华·阿比、伯纳德·德沃托、华莱士·斯泰格纳在内的，对美国西部充满深情而敬畏的写作传统中，沃斯特自有其位置。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群体，而唐纳德·沃斯特卓然立于其中。

——《纽约时报书评》

　　第一章
　　前言：沟渠中的映象
　　西部的问题即美国发展的问题。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西部的问题》（1896）
　　在写就于1862年的《漫步》一文中，亨利·戴维·梭罗描述了一项在其时代极具美国特色的日常仪式。当他步出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梅恩路的住宅，梭罗会驻足片刻，问询他的本能。他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开始其乡间漫步？一般而言，他内心罗盘的指针会指向南方或者西南，于是，如同千万拓荒者正在、已经并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做的那样，梭罗会朝着那个方向行进。“未来为我铺垫了这条路，”他写道，“彼处的土地似乎更无穷尽，更加富饶。”向西走，他期待发现一个更具野性的美国，那里的树木更加高大，阳光更加明媚，行动的领域仍然向鲜活的英雄行为开放。那条道路上的风景仍未成为私人财产，行人仍可享受相对的自由。当他大踏步地出发后，他很快离开了康科德那些一成不变的部分，紧束的栅栏，狭窄的楼群，嘈杂的习俗，传统的桎梏，机会渐失的古老封闭世界，离开它们至少一两个小时，暂时分享那曾经盘踞无数国人身心的迁移冲动和冒险精神。“向东行，我被迫无奈；但是向西行，我走向自由。”
　　假使梭罗径向西行，穿过康科德的边界直抵太平洋沿岸，假使他在时空中不停歇地走入20世纪末，他将会发现什么？他是否会遭遇一个向他和他的国家信守其诺言的西部？他是否当真会在那里发现一个较之东部更具个性、革新和创造力的空间？发现彼处的人们不那样注重财产的聚敛，他们的社会没有如此的等级分化？他是否会找到更加完美的民主？找到个人自由的绚烂绽放？找到进步理念的确立见证？
　　梭罗在其文章发表的那年过世，他无法看到，甚至无法设想一个真实演化的西部。 同样，很多在他之后生活在此地区的人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西部，或者至少没有看到一些其更为显著的结果。甚至今天，在距离梭罗所处的浪漫乐观主义时代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许多西部人（毋庸提千百万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仍为旧有标语上理想化的虚构和仪式化的咒语所蛊惑。在公众想象中，西部仍然应当是一片未经践踏的自由土地—也许那里的某些角落确实如此。但是，这并非它的全部，甚至不是它更重要的部分。更一贯且更明确的美国西部，是一片属于权威与束缚、阶级与剥削，最终属于帝国力量的土地。现在已是时机来清除那些逐渐朦胧的神话，以及陈旧迷失的理想，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业已完成的现实之上。在1862年，梭罗所描写的是一个位置模糊、未实现、未安定、尚待体验与创造的西部；而我们，在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拥有长久历史的西部。理解这段历史，探索这个地区的意义、动力、矛盾、梦想及其所实现的种种，即可更好地理解一些更为广阔的美国渴求，而这大概是为所有地域的现代人共有的某些渴求与命运。
　　也许沿着西部的一条灌溉渠漫步，是开始这一重新检验的最佳所在。在它中间存在着一些重要但被忽视的线索，用以解读历史的，而非神话的西部所具有的自由和自主、民主自决和开放的内涵。比如，我们或可选择弗里恩特—克恩运河，它起源于塞拉山脚，流向位于加利福尼亚中央大谷地的贝克菲尔德附近的沙漠地带。与梭罗曾经荡舟的萨德伯里和康科德的河流相比，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水流：那些河流，在梭罗的时代以及今天，沿岸草如茵、树成堤，缓缓流入大海，途中几乎无需任何人工的力量。在白人定居后的350年间，它们多少仍是天然的河水流泻在其天然的流域。与之相反，弗里恩特—克恩运河则是先进工艺的产物，是技术而非自然的作品。它没有自己的流域，而是从蓄水库中取水，轻快地将之运往匮乏的区域用于商品作物的种植。它意味着生意。其很长的部分都是笔直前行，迅如疾箭，以极佳的效率划越地表。工程师们报告说，它的最高流量为每秒5000立方英尺（141.5立方米）。这一精准的计算方法暗示着工程师、农场主以及其他现代西部人，力图从这条运河及其水流中攫取每一份可能回报的决心。今天的美国西部事实上便因此决心而存在。虽然它的重要性很少被真正认识，但是与其他任何单一因素相比，它是造就这一地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在这一誓将开发进行到底的决心中，梭罗关于自由的理念几乎无从寻觅、表达，或者成为可能。这里完全没有留给自然本身的自由，因为作为自由流动的个体，天然的河流有其自身的完整性与秩序；而梭罗所向往的人类享有的社会自由在这里亦所存无几。弗里恩特—克恩运河提供的是对生态和社会进行严格控制的研究。
　　现代灌溉渠的水流所反映的，方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西部。首先并且在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建基于并且绝对依赖着与自然极度疏离而又高度管理之关系的文化与社会。假使梭罗在今天沿着这样一条沟渠漫步，他将会发现这里对生命而言是一个贫瘠的所在。这一现代沟渠从头至尾都用混凝土砌成，以防止水流渗入泥土；结果是，没有任何绿色的东西可以在其沿岸扎根，没有树木，没有芦苇，没有草地，没有种子或花朵徐徐飘落在涟漪之中。在这里，也从未曾找到一只潜伏猎捕青蛙或蝾螈的白鹭，一只婆娑枝头的红翼画眉，或者一只在泥中掘洞的麝鼠。简而言之，这条现代运河（canal）不同于河流（river），它并非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被简单化地抽离出的水（water），严格地同土地分离，被坚定不移地导引着生产食物，充填管道，赚取金钱。在弗里恩特—克恩运河两岸，如同在其他类似沟渠的两岸，节节相扣的栅栏高耸，隔离开了流浪狗、孩童、钓鱼者（横竖这里也没有鱼）、孤独的思考者、情侣、泳者、敏捷的饥饿郊狼和迁移的乌龟。事实上，它将除却联邦垦务局官方管理人员的一应自然与人类生命隔绝在此沟渠之外。当这条运河在高速公路下流过时，所经之处总有大而醒目的标志，上书“止步保生”。这些标志的用意当然是提高公共安全，警告人们溺水或被激流吸入弯管的危险。但是，它们相对晦暗的效果则显示出，灌溉渠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不欢迎任何生物，包括人类的地方。
　　然则，沟渠的水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西部社会的形态又如何呢？这正是本书所需研究的问题，但是此处我们将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当我们对弗里恩特—克恩运河周边的定居地与人进行考察时，第一感觉是社会的混乱，一种当地居民及其日常生活的迷惘无序，这恰与其严整洁净、几何形状的水系统形成鲜明对照。比如，在桃树那点儿可怜的阴凉下，孤零零地坐着一位黑人老妇，她的母鸡在尘土里扑腾，一块手写的广告牌颤巍巍地吊在枝头，上面写着“卖秋葵”。街对面，一群白人孩子在他们房车外面的白铁马槽中戏水。 隔壁是一片荒芜的褐色农田，生锈的灌溉设备堆放在一边，像停车场一般片叶不生，极为乏味，同那些孩童和那位妇女的生活毫不相干。同一条街的再远处，是一处新的郊区庄园，装饰华丽的锻铁门和砖墙将它同邻居分离开来。这个富裕农商的家园在它似海的碧绿草坪中熠熠生辉，它前面不被注意的小径上乱丢着一些空啤酒罐。越过其府邸，在待收的葡萄园尽头，成堆的箱子排放在路边，其木面上印着“Malanco Visalia”——它们不是这个庄园的财产。苜蓿田中散发出与之毫不协调的油井气味，银色的运油卡车在乡间高速路上呼啸而过，两旁是橄榄和杏树林。处处都有甜菜掺杂其间，像一排排褐色的石块躺在田中。各类机器的刺耳声音充斥着乡村的空气：灌溉用的抽水机、拖拉机、西红柿收割机、喷农药的直升机以及轧棉机的轰鸣声，喷着鲜红旋转火焰的重型黑色雪佛兰的呼啸声，其上载着奔往下一个工作地的四处迁移的工人。在每一个方向，人们都可以发现建筑物、庄稼和其他各类物件的松散混合，杂陈于土地之上。五旬节派教会的葡萄园小圣堂；我们的瓜达洛普淑女；莎朗玫瑰与真光福音；三一圣公会；墨西哥浸信会教堂；科特李珊农场；特纳可农场；扎拉格扎市场；喜互惠超市；蓝绿灰泥蒙特马苏餐厅；土粉色的拓荒者俱乐部；洛斯3号王牌俱乐部；进步路；第七标准路；布朗与布莱恩特农业化工厂；阿尔文镇的迪吉奥吉奥公园，那是墨西哥老人们闲坐聊天消磨黄昏的场所。一处建筑工地外面的栅栏上刷着抗争的字眼：“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工人夺取政权。”一块广告牌则在拼命兜售杀虫剂：“我们杀戮是为了生存。”在灌溉渠周边发展起来的这个西部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和谐的，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入画。那里几乎没有和平、整洁或者责任，也几乎没有稳定社区的概念。那里没有财产的公平分配。人们在那里的隐现总是非常类似带刺铁丝网栅栏上的风滚草，没有永恒，不断漂泊，纠缠半晌，再度游移，毫无优雅与个性，一阵炎热沙漠的强风随时都会将之卷走。
　　但是，假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杂乱失衡的西部中潜藏着某种秩序，虽然就总体而言，这并非自然的、景观美学的，抑或紧密结合的社区生活秩序。它是一种被强加的技术经济秩序，其目的则是为了驾驭艰难的环境。如同运河之水一般，那里的人们被组织诱导，沿着一条直线，奔向最大的产量、最高的利益。 现代治水社会（hydraulic society）是对美国西部的最佳描述，亦即是说，它是一种建立在对干旱环境中的水及其产物进行密集而又大规模操纵之上的社会秩序。它绝非梭罗为这一地区所构想的秩序。他所向往的是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由自我定义、自我管理的个人和社区所构建，他们的力量与权威基本平等。西部的治水社会则与之相反，它是一个愈来愈高压强制、简单划一且等级森严的体系，由掌握资本与专业技术的权力精英所统治。灌溉运河的每一英里都映射出这一社会的面目。在这样的映象中，人们或许可以看到集中的财富、精湛的技艺、规范、勤奋，看到普遍的默然承受，看到某种顺从而听天由命的情感等各类特质，然而人们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很多梭罗所构想的自由。
　　在美国的西部，甚至就此问题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有他处如加利福尼亚的大谷地那般，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在梭罗写作行走西部之文时，这个谷地业已开始经历一场生态革命。同时，这番大动荡也带来了一场与之相应的巨大社会变迁。在此两个方面，大谷地都可代表渐趋形成的西部及其突兀的转变，一种较之他处更为突兀的由荒野向技术统御的转变。
　　大谷地是一片巨大的海槽，纵贯南北四百余英里。周围群山环绕，其东为塞拉内华达山脉，海拔约1.4万英尺，其西则是远无如此高峨的海岸山脉。在最近的地质时代（大约距今100万年），谷地的底部形成了排水性不佳的冲积平原。其沙质土壤来自两侧花岗岩与页岩的峰岭。一片原始自然谷地的横断面，例如弗里恩特—克恩地区，呈现出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群落，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其海拔高度排列。在山脚处，原本可以看到延绵的稀树干草原，点缀着高大的橡树（谷地橡树混生在蓝色橡树和南部小橡树之中）。在河底地势较低的一端，生长着其他树种，如梣叶槭、阔叶梣、弗氏黑杨、胡桃、桦树、柳树、棉白杨（更毋庸提枝蔓横生的野葡萄与黑莓），它们与橡树一起构成了河边茂密的丛林。水獭与河狸游弋河中，与之相伴的还有鲑鱼、虹鳟鱼、鲈鱼、鲟鱼。在谷地的南部，也就是如今的弗雷斯诺以南，来自塞拉山脉的径流很难寻到一个出海口。 事实上，那里的数条河流都倾泻在陆封的湖泊当中（图莱里与布埃纳维斯塔是其中最大的两个），在洪涝季节，它们造就了覆盖数百万英亩的低浅沼泽。在其他地方，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周期性的洪泛生成了大量的泥沼和湿地，一直延伸至三角洲。这里生长着高达八英尺的芦苇。每年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些芦苇泽变成迁徙水禽，如加拿大大雁、针尾鸭、桂红鸭、小天鹅以及其他物种的冬季栖息地。最后，在这些主要的生态群落中，还有构成谷地最大组成部分的平坦干燥草原。在那里，多年生的丛生禾草是优势物种，其上则栖生着叉角羚和加利福尼亚特有的食草动物图莱麋鹿（美洲赤鹿的一种），一两千头一群，漫游在草原之上。
　　当梭罗在康科德那个在他有生之年便已有200年历史的小镇长大成人之时，大谷地仍然是一片实际上尚未受到白人触动的环境。它无疑仍然是属于野生生命和数个印第安部族的领地。后者包括温顿族、帕特文族、谷地麦杜族、谷地或平原米瓦克族以及人数最多的谷地优库各族，约有50个部落，各有其名称、方言与领地。所有的土著部落被入侵白人以“掘草根者”一词笼统称之。他们生活在河岸或者季节性湖泊边界上的大型村庄中。虽然他们的食物来源丰富多样，包括鱼、蚌、野兽、水禽、昆虫、各种根茎、种子，他们的主食却是谷地橡树的橡实。这些橡实在秋季收获，在谷仓中储藏过冬，或被磨成粗粉，制成糊泥或者糕饼。这里的食物是如此之丰饶，大约有7万优库人以及其他各个部族能够在谷地中赖此维生，他们构成了北美洲最密集的土著人聚集点之一。毫无疑问，通过使用火而促进他们乐见的植物生长以获得食物和草料，这些土著人影响了那里的原始生态群落。然而，由于谷地部族并非农业部落，而且也没有对河溪的水流有过任何干预，因此，与其后来者相比，其影响甚微。这里已有足够的自然生长的食物供其狩猎采集，维系其人口。除此之外，他们不需要再做更多攫取，也没有意识到此举的意义。经过数千年的栖居，谷地的生态秩序仍然近乎完好。
　　西班牙人鲜有冒进谷地，即使到来，此地的前景也足以令他们气沮。这里太热、太干、太荒凉，而有些地区又太泥泞，不足以吸引他们离开其在海滨的使命。美国的毛皮猎人、探险家杰迪代亚·史密斯在1827年穿越此处，随后，在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群从东面拥来，寻找黄金。为了保护这些淘金者免受印第安人的伤害，同时也为了绘制地图，美国政府在1849年和1850年两次派遣乔治·德比中尉来到此处。德比时年26岁，是一位测绘工程师。他与梭罗年龄相仿，而且来自同一地区，然而他在西点军校接受科学教育，成为一位肩负实际使命、行迹广泛的旅行家。德比对大谷地的农业潜力进行了首次彻底而有系统的勘察。针对在圣华金与默塞德两河交汇处白人定居的可能性，德比写道：“除去溪边一道狭长土地，这里极其贫瘠，资源异常匮乏，无树无草，据我估计，永远无法为农业目的所征用。”当他朝图莱里湖方向南行（他将之称为塔奇），他对那里所能提供的机遇甚至变得更为悲观。这块地方是“绝对的沙漠”，“除了狗根草，根本没有牲畜的饲料，图莱沼泽里的水则是咸水，全无树木”。在他看到邻近现在名为贝克斯菲尔德的地方后，他写道：“这是我所看见的最悲惨的地方。这里的土壤不但是最糟糕的那种类型，干酥龟裂，而且还被地鼠和一种类似家鼠的小动物掘得到处是坑。……这个地方的外观就像是一个部分被火山灰覆盖的大城市。”确实，从传统雨水农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谷地的主要部分对于农业定居而言毫无魅力，这也正是德比的角度。因此，对他来说，这里是一片丑陋、残缺的土地。
　　另一个早期美国旅行者，一个较之德比中尉怀有更多梭罗荒野精神的旅行者，对大谷地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对白人定居也具有不同的意味。 1868年，来自威斯康星的苏格兰后裔约翰·缪尔，顺着代阿布洛山的东部山坡一路欢呼雀跃地跑下，迈进了他如此形容的景象：“整片植物的锦缎，带着朦胧的金色，消逝在远方。在我的脚下，沿着那些山麓小丘，它如同一幅崭新的地图般鲜明。”当他到来之际，这里正是春天，春雨营造了一个绚丽的鲜花世界：吉利花、鲁冰花、金紫菀、山字草、钓钟柳、薄荷、粉蝶花—林林总总，层层叠叠，构成一张“光洁延绵的甜美花床”。缪尔将大谷地称为加利福尼亚的“蜂园”之一。他自及踝深的花丛中蹚过，夜晚这里就是他的卧榻，云雀、羚羊、野兔、蜜蜂与他共享鲜花的芳香。但是即使在那时，缪尔于当年秋季在彼处一个果园中工作时就已观察到，谷地中已有破坏性的力量在躁动。伴随淘金者的到来，“一种狂野的、焦躁的农业”同时进入该州。 这些新农民用铁犁大量毁坏野生植物群，更糟的是，牧羊人这时也来到了谷地，与他们同至的是“一群群带蹄蝗虫，如大火般席卷大地，踏平每一株自铁犁下逃生的草秆，其彻底程度就好似整个平原是全无篱笆的村舍后院”。缪尔猜测道，总有一天，这场毁灭将会完结，一群更为审慎的农耕者将取代这剥削而浪费的一代。整个谷地将从头至尾得以灌溉，受到更为仔细的管理。缪尔担忧的是，到那一天，为自己所创造的人工世界所环绕的美国人，将不再记得那消逝的草原初醒春日绽放的灿烂，而这正是那片原始谷地最辉煌的时刻。
　　生态学家雷蒙德·达斯曼写道，自1850年至1910年期间，加利福尼亚州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生态变迁，其中以大谷地尤甚。在此数十年间，那里的动植物惨遭激变，其剧烈程度唯有后冰川期的灾难性灭绝可堪比拟。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这些变迁并非由自然的盲目力量所致，而是有意识、有理性的人类所为。这些人，为其对谷地潜在财富的想象与将之据为己有的热情所驱使，射杀水禽鸟，捕猎毛皮兽。他们砍伐大片根深叶茂的大橡树，烧尽滨藜、灌木与黑莓和柳树的树丛，排干藨草沼泽。他们大量杀戮大型食草动物，直至只有极少的麋鹿在野生动物保护区中得以幸存。当它们的食物与栖息地不复存在，那些灰熊、秃鹫与狼也无以为继。同样，还有那些土著居民，优库人以及其他部族，则成为疾病、强势的力量与对土地的贪欲的牺牲品。在他们的土地上，发展出美国最为富裕的农业活动。 1939年，约翰·斯坦贝克曾在其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描述过这一经营，此后，一系列作家都曾对之加以关注，其中一些人惊叹于它的产出，另外一些人则批判其所造成的人类与环境代价。所有这些人都会同意，德比中尉关于谷地生产粮食与财富潜力的预言错得不可救药。所有需要改造这片“悲惨的土地”的事务就是对水的管理，至20世纪，谷地已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治水体系之一，到今天，这一体系愈趋复杂精巧。对水的技术控制是新西部的根基之所在。它不仅使农业繁荣的演化成为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海滨城市如洛杉矶与旧金山的成长。最终，它使得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要州，就其大小而言，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强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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