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彩色图解版）》：
关键时刻，交大充分发动党组织的力量，紧紧依靠教授专家开展工作，在师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一些思想上有过波动的师生，很快下定决心放下了心理负担。充分了解了西迁意义后，希望尽快投身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火热建设大潮中的交大师生，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胸怀着对民族的赤诚之意、对知识的炽热之心，他们成了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1956年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行的专列，学校领导、学术带头人率先示范，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近50名，西迁教师占教师总数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从十里洋场来到荒原麦田，站到了西部开发的最前沿，深深地扎根在了渭水之滨，一些人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正如西迁老教授史维祥所说，“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
西安，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曾经作为历朝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100多年，汉武帝于长安立太学，更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但20世纪50年代深处内陆的西安，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的繁华上海简直判若云泥，当时的西安有三句俏皮话：“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生活条件较之上海十分艰苦。8月的西安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到处尘土，习惯了上海柏油马路的西迁师生们，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刚一出火车站，对眼前的一切还是始料未及，前来接站的公车甚至因为积满了灰尘没被人们认出来，从江南繁华世界而至西北黄土荒原，一切看来都显得那么简陋艰苦，而更艰苦的还不止这一点。西迁来的师生多为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饮食完全不适应，籍贯浙江绍兴的陶文铨院士，当时是一名西迁的学生，他回忆当时“西安气候干燥，刚来时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馒头就像吃药一样不习惯”。西北干燥寒冷的空气，让南方师生不是鼻子流血就是喉燥嘴裂，到了冬天更是冻得手脚皲裂。有随行家属回忆当时的生活，“煤球木炭换成了蜂窝煤。没有鱼虾、梅干菜、雪里蕻，只有北方人不吃的鸡爪、蚕蛹、咸带鱼。三根小葱，二两肉，一把小油菜，九分嫩豆腐赶个早市的新鲜。1元40只鸡蛋，4角一只小公鸡仔，调剂了冬天只有一堆大白菜、青萝卜和山东大葱。”在上海吃惯了大米饭的师生们，初来西安时只有杂粮和面食可供选择。据陈学俊教授回忆，当时主食只能吃杂粮，后来每户每月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鱼虾更是见不到。许多教师在上海的家中已经用上了管道煤气，在西安他们却要自己动手烧煤炉，亲手做煤块。因为没有打煤球的设备，教师们只能用土和煤搅在一起拍成煤饼，晒干后烧着用，打一次煤饼就得用一天时间，一个月难得的四个星期天休息日，就得用去一个解决家里的燃料问题。当时西安商品交易不发达，生活用品不足，日常所需只能到市内的一条主干道上去买，交通不便进出城很不方便，有些时候连牙膏、牙刷之类的日用品也得从上海带来。总之，西安与上海悬殊的物质生活差距，难以融合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隔阂，都让这些西迁的师生们感到了巨大的落差。但是，他们为祖国建设和集体事业奋斗的决心和激情，把困难化作了“以苦为乐”的坚持，大家在困境之中依然精神振奋，心里向往的，更多的是大西北的开发建设和新中国的美好未来。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