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骨第一
《冰鉴》所言“神”、“骨”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精神和骨骼，它们的内涵更广泛、更抽象。在曾国藩看来，“神”和“骨”就像两扇大门，一个人的命运信息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把这两扇门打开，人命运的轮廓就清晰可见。所以本篇中曾国藩强调，了解一个人的“神”和“骨”是观人的第一要诀，是入门章法。
【原典】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人之神犹如稻谷的精华
【译释】
古语说：把稻谷的外壳脱去，而稻谷的精华——米粒却仍然存在，其本质并未改变。这个精华，犹如人的神，即人内在的精神品性。不论人的外表如何变化，其内在的精神气质是不会改变的。
神骨为《冰鉴》之开篇，总领全书，当为全书总纲；同时也表明曾国藩本人品鉴人物以神为主，形神并重。
首先，这里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精神”一词，它有比“精神”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肤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外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消失。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从这里也可看出，“神”与日常所言的“精神”并不一样。
“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而独立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也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含在“形”之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与“神”的外在表现紧密相关，如果“神”是光，“形”就是太阳和月亮，日月之光放射出来普照万物，但光又是深藏在日月之中的东西，它放射出来就是光。这就说明：“神”藏于“形”之中，放射出来能为人所见，如光一样；“形”是“神”的藏身之处，“神”必须通过“形”来表现。日常观人时，既要由“神”观“形”，又要由“形”观“神”。
【解读】
稻谷的精华是米，米蕴藏在壳内，碾壳成糠，皮去掉了，精华犹在。米未随糠去，因而“神”也不会因“形”(相貌等)的改变消失。“神”与“形”，犹如“米”与“糠”。所以说“脱谷为糠，其髓斯存”。
曾国藩开篇就引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告诉大家识人不能只看表面，要形神结合、观表察里。因为看人的表面，便对其人做出全部评价，难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此轻易评价人，将会知错人，用错人。识人须观表察里，这里的“表”就是指人的外部表面形象；“里”就是指人的内心世界。
成大事须靠众人，尤须靠能人。靠能人须识能人，这就需要成大事者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能够看人所长，察人之能。
曾国藩识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拙”字，即朴实、少心窍、不浮滑，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它的内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外在标准要求有“美相”、无“恶相”两层含义。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曾国藩识人的基本方法有：观相、询事、考言，通过三者并举来考察人，识出“千里马”，比古时之人多了“观相”这一环节。
曾国藩曾以源与波、根与叶比喻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才兼备是其理想的人才。不过，当德才难以兼备时，曾国藩强调首先必须有“德”，宁要有德无才，也不要有才无德的人。曾国藩心目中的“德”含义很广，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都是。具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心甘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精神上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等，他把具备这些品德的人称为“血性男子”，推崇备至。
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强调一个“诚”字。常以“忠”、“勤”、“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榜，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忠”、“诚”，对于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他对于因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
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李鸿章被视为第一高足，曾国藩对其特别重用提拔，爱护有加。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李在对他的忠诚上有那么一股韧劲。李鸿章曾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说情惹恼了曾国藩，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将近一年。这期间，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许以重保，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宁在江西赋闲。等待曾国藩回心转意，终于以其耿耿忠心和卓越才干重入曾幕。掌握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对李“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诺，曲尽其熏陶之能事”，使李鸿章最终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尔，满洲镶黄旗人。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一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注意到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红的满族军官，与之相谈，大为赞赏。及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绿营兵中这样的带兵之人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但副将清德却嫉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他。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而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好单骑逼近敌垒侦察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
曾国藩历来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写了进去：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有了这么多的事例，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敬细，无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由内而外、神形兼顾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中，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越深，观察越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广纳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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