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巧妙地阐述了自由主义与多元论在伯林研究中的联系，并对此做出了同情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也以此对伯林做出了极为重要的阐释，为读者理解这一主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理查德·贝拉米，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在当下对伯林的批评研究中十分出众。

        ——戴维·米勒，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

《自由与多元论》一书是迄今为止对伯林思想*为平衡、全面且富有洞察力的考察。每个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过去与未来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克劳德抽丝剥茧的研究中获益。

        ——威廉·高尔斯顿，马里兰大学哲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第一章  刺猬与狐狸

  在其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一句诗：“狐狸多方，而刺猬只一招。”（RT，22）对伯林来说，这句话提示了两种艺术家或思想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区别。一方面，有像刺猬那样的类型，他们“把每样事物都与一个单一的核心图景联系起来，这个体系或多或少是自圆其说的或头头是道的，他们就用这种图景来理解、思考和感知”。另一方面有狐狸那种类型，“他们追求的许多目标常常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矛盾的”，他们的思考“在许多层次上展开，在力图抓住变化万千的独立存在的经验和对象之本质的同时，并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试图把它们适配到任何一成不变的、无所不包的，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和不完备的，常常是狂热的内在图景中去”（RT，22）。根据伯林的判断，但丁、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等属于刺猬，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和蒙田属于狐狸。

  那么伯林自己是刺猬还是狐狸？他说刺猬的统一图景有可能成为“狂热的”，这暗示了伯林的正式立场：跟着狐狸走更为安全；要警惕刺猬。刺猬与狐狸的对比是对伯林思想深处的关键区分的一种隐喻，这种区分就是道德与政治哲学中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区分：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有一种回答所有的道德或政治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式，而多元论的观点则认为基本的人类善是多种多样的，相互冲突和不可通约的。伯林相信，一元论包含着多元论试图避免的危险。作为多元论者，伯林倾向于把自己呈现为一只狐狸，而且他确实博识多闻。正如他的传记作家伊格纳季耶夫所指出的：“在20世纪英美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中，还没有其他人对如此宽泛的学科领域做出这样的贡献：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虽然如此，伯林也是刺猬，而且这可能是在更深层次上说的。他的皇皇著述，不管其即时的焦点如何变化，都可以说是专注于一个唯一的压倒性的计划，也就是针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伯林显然是站在冷战中的自由民主一方的。他对于那个事业的贡献就是把极权主义病症的起源追溯到其智识根源上，他认为前者完全不是源于20世纪独有的任何全新的观点，而是源于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由和道德观念。他所开出的药方是一种更坚定的也更现实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纠正了18和19世纪在他看来是志满意得的预期，它不是致力于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而是要捍卫与人类境况不可分离的艰难选择的人道安排。伯林的确不能说是一位单维度的思想家，也不是兴趣狭隘的人。虽然如此，他的思想也远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主张和洞见的一个无谓的系列。他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有一个独特的中心，而且其发展遵循着一种可理解的轨迹。

                三大论题

  在伯林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冲突这一首要关注之内，有三个主要的论题出现在他的工作中。这三个论题都包含着对比和冲突：自由的消极观念与积极观念之间，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以及对道德的一元论理解与多元论理解之间的对比和冲突。

  首先，伯林最直接地在他所谓“自由的背叛”中发现了极权主义思维的根源。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对自由的单纯拒斥，而且是对真正的自由的一种全面曲解。消极自由，也就是不存在强制性的干涉，它与积极自由形成对照，后者是自我控制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不是受任意的欲望所支配的，而是由“真实的”或本真的自我所支配的。虽然消极的自由观念和积极的自由观念表征着自由的真实和重要的方面，历史却表明积极的自由观念是特别容易被滥用的。这是因为它造成了以下这种可能性，一个人的真正愿望或许会被等同于某个外在的权威，例如国家或政党的命令。自由于是就被定义为服从，而且实际上被歪曲成了它的对立面。伯林并不完全拒斥积极自由，但他对于这种被扭曲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把消极自由推举为更安全的选项，认为它是更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

  伯林的第二个论题是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或浪漫主义之间的冲突。伯林原创性地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区分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浪漫主义的”自由。2就其强调个人本真性而言，积极自由观念的一个来源是在对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的反动中，对于个人和整个文化的独特性的浪漫主义强调。浪漫主义是现代民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摇篮，这两者结合在伯林时代的右翼极权主义之中。然而，根据伯林的观点，启蒙运动对于20世纪的病症也难辞其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伯林把自己看作是相信理性、个人自由和宽容的启蒙运动的捍卫者。但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流派把理性和科学的要求提升到乌托邦式的极端高度，而这些因素在左翼极权主义的滋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伯林的主要靶子。对伯林来说，斯大林主义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并由他追溯到像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样好名声的18世纪哲人的极度乐观的科学主义。而且，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流派得到了浪漫派的反启蒙运动先辈的有效抵抗。尤其是，维柯、赫尔德和哈曼，对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之于独特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恰当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于是，伯林开始从反启蒙运动中寻找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灾难既植根于启蒙运动，也植根于其批评者，但每一方也提供了反对另一方的暴行之武器。

  伯林的第三个论题是最为深刻的，这就是一元论的与多元论的道德观之间的对立。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和乌托邦的面向，确实是最为整体的西方思想中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倾向的一个现代示例。这就是要假定，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个层次上，所有真正的道德价值都必须被整合到一个唯一融贯的体系中，对于任何道德问题，这个体系都能够产生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道德“一元论”。其政治含义就是乌托邦：真正的道德体系，一旦被我们掌握，就将使我们能够消除所有的政治冲突，并将使得一个完美的社会成为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将会就一种唯一的生活方式达成普遍的同意。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公正地对待人类道德经验中冲突的深度和顽固性。那种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时常会面对相互竞争的善之间的选择，从简单的一元论规则中并不能得出对这种选择的清晰答案。而且，一元论的观点确实有其危险性。假定道德和政治的完美即使在原则上也是可能的，这就会引发这样的想法：这种完美的实现将使得运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成为正当。伯林相信，通过乌托邦主义，道德一元论与政治极权主义之间有一种历史上可以觉察的联系。

  对于道德之深刻本性的更为真实和稳妥的观点是“价值多元论”的观点。有许多人类之善，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这些善，而它们之中有些是普遍的。但它们有时候是“不可通约的”，这意味着，它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性质和效力，无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加以转译。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它们开始冲突时，在它们之间的选择是一种艰难的选择，这部分是因为选择一种善必定会放弃另一种善，也是因为我们无法运用任何简单的规则把对立的善还原到一个共同的公分母，或者把它们安排进一个在所有情形中都适用的唯一的等级体系。例如，根据伯林的观点，自由和平等就是不可通约的。每一个都是本身就有价值的；任何数量的另一个都无法完全补偿这一个。当它们在特定的情形中发生冲突时，我们常常面对艰难的，有时是悲剧性的选择。那些选择无法通过诸如功利主义这样简单的决策程序得到解决，因为不管怎样理解“功利”，它都是与自由和平等处于潜在竞争状态的另一种不可通约的善。这并不是说在不可通约的善之间的选择就一定是非理性的，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一种选择会比另一种更能够得到辩护。这一点我会在稍后加以论证。它确实意味着多元论的选择常常是复杂和痛苦的。

  那么，价值多元论有何政治含义？伯林相信多元论把我们引向自由主义。对他来说，多元论意味着人类经验中选择的无可逃避性，他据此为选择的自由做论证。正如已经提到的，多元论也意味着道德和政治完美的不可能性，以及分歧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一种人道的和有活力的政治因此就要承认关于善的根本分歧，并试图包容和调和而不是超越那种分歧。这就是自由主义与各种乌托邦学说的对立之处。从根本上说，道德一元论使之成为可能的乌托邦思想会诱发这样的想法，通过参照一种从定义上说是最终的和绝对可欲的目的来证明任何手段的正当性。价值多元论观点否认有任何这种最终的目的，而是坚持认为有需要加以平衡的相对不同的目的，并且告诫在实现那种平衡时必须小心谨慎。多元论因此把自由主义推举为政治领域中对于人类的不完美与分歧的一种人道的反应。说伯林是一只刺猬，唯一潜在的含义就是（具有反讽意味地）他是一只价值多元论的刺猬：“警惕刺猬；冒充狐狸。”

                                 【后记】

                                  译后记

  是在2011年春天清华国学院主办的伯林会议前后吧，我应召集会议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刘东教授之邀，接受了克劳德此书的译事。说起来，我与克劳德教授还真是有些“缘分”的，在那次会议上，我还评论了同样与会的他提交给会议的论文，而这大概也是因为此前我曾经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持翻译了他的《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一著。不过，坦率而论，我当年之所以会接下目前这本书的翻译，相当程度上乃是因为我的两位博士生惠春寿和李哲罕君—多少受了我的影响，他们两位那时都对伯林的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思忖，结合这本小书的翻译，一方面能够给他们一个难得的练笔机会，另一方面这本身也算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我始终认为，西学研究从业者让自己对研究对象的了解尽可能“客观化”，而不是一上来就汲汲于“化西”的一个有效法门就是先认认真真地做些翻译工作，虽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要无限制地认为，一个没有怎么认真做过翻译的人就完全没有资格对别人的翻译工作提出严肃的批评意见！

  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没有怎么经历过翻译工作之煎熬的人最好还是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对翻译工作的倦怠和拖延。当然，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要逃避一种严肃的工作伦理的约束，而主要是要表达对译林出版社和“始作俑者”刘东教授（记得在那次会议间歇的闲聊中，他称热衷于编书的自己为“焦裕禄”，而“尊称”有某种类似“热衷”的我为“小焦裕禄”）的歉意和谢意。谢意是因为他们给予的宽容和支持，歉意当然是因为我的“任性”拖延：无疑是因为我的工作效率甚至工作伦理的问题，当时估计不出半年就可以交稿的这个工作竟硬生生地拖了这么久！悠悠六载，正所谓“物是人非”，出版社前后与我联系这项译事的编辑都已经换了三位！而我们三位译者（按照译者署名的顺序），本人如今已经离开任教二十年的浙江大学，转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惠春寿君，在如期完成五年的直博学习（其中两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后，现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担任青年研究员；李哲罕君，在三年的普博学习（其中一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如期毕业并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一年后，现在即将在职完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后研究。所幸“往事并不如烟”，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春寿君去年暑假中给我的信，于是翻检出来，信中以下数语，也基本可以代表我此刻的心情和心境吧：“最近没干啥活，把《伯林》那本书重新校对了一下，算是有始有终地结束读博生涯了—正好是五年前开学的时候动笔翻译这本书的。这五年，花了很多时间在读罗尔斯和拉兹，却是以伯林开始，以伯林收尾的，大概也应了您的那个判断：以伯林为起点的当代政治哲学要比以罗尔斯为起点的政治哲学更有意味。只是要更具体地展开这个叙事，那就是另外一段更加漫长的道路了。”

 按照我最初的“部署”，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应奇译序言、第一章、第二章，惠春寿译第三至第五章，李哲罕译第六至第八章。惠春寿几度通读全部译稿，反复校对甚至重译，并帮助制作了索引，可谓这部小译稿的大功臣，特附笔以志。

 记得从新大陆“皈依”到“日不落”帝国的某外国诗人有句：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在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又有民国某诗人有句：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地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是的，“掺合”着“回忆和欲望”，“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那么，咱们说好，就这样“上路”吧！

                              应奇

                      2017年4月18日，千岛新城客居

【目录】
序　言
文献缩写表

第一章　刺猬与狐狸
第二章　三条主线
第三章　自由的背叛
第四章　两种自由概念
第五章　启蒙及其批评者
第六章　多元论与自由主义
第七章　伯林之后
第八章　伯林的成就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