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之所以热衷于寻求“为己之学”，固然同他本人的经历、际遇、兴趣、爱好等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找。从宏观的角度看，他走上这条学术道路乃是对汹涌而来的“西化思潮”的回应。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这一“天朝大国”紧闭的大门，使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化的历史。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迅速涌入中国，并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西方文化逐渐在器物、制度乃至观念层面上占了上风。中国固有文化受到沉重打击，日益式微。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封建王朝的腐败性暴露无余，清廷统治者甚至打出“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旗号，早已堕落成“洋人的朝廷”（陈天华语）。清政府的腐朽败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声，甚至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丧失了信心。这种来自内部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打击比西学从外面的撞击威胁更大。
自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便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态，涌现出康有为、严复、洪秀全、孙中山等大批仁人志士。他们从西方的思想武器库中搬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发动过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在改造中国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辛亥革命以后，中西新旧之争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从制度层面转向观念层面，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呼喊着“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向旧学营垒发起总攻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界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世界哲学开始走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走入世界。在中外哲学的交流、冲突、融会的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引起空前的心灵激荡。“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摒弃旧思想、旧观念，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对于人们“思想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这样一个堪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相媲美的思想解放运动，成绩无疑是主要的，但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熊十力作为“五四”新文化的目击者，拥护科学与民主，欢迎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翼。应该指出的是，他作为“五四”运动以后活跃在论坛上的思想家，比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又多了几分清醒。他冷静地思考这一大潮的全过程，对于其中的缺点看得相当清楚，批评得相当中肯。
第一个缺点是全盘西化倾向。“五四”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与封建主义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理想化，满足于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不愿意加以鉴别和分析，存在着“食洋不化”的缺陷。例如，胡适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区别只不过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几乎一无可取之处。胡适声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①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是“九分像鬼一分像人”的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弃所有，全盘西化，彻底地改弦更张。
熊十力不能容忍这种“全盘西化”的论调，针锋相对地指出：西方文化并不像某些人吹嘘得那么美妙，西方世界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天堂。西方文化本身也有严重缺陷，未必事事皆可以效法。例如，“晚世西人便不识性，就认食色等欲，为本来的事”①。足见其价值观念并不怎么高雅。这种价值观念造成个人主义泛滥成灾，造成一系列社会弊病，这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全盘西化论者囿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他们看来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不懂得辩证地分析，对西方文化一味盲目崇拜，不肯采取分析、批判和选择的态度，这是熊十力所坚决反对的。但他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只是反对生吞活剥、照搬照抄。他不无忧虑地说：“‘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②为国人敲起警钟。
第二个缺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把科学视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号召青年们学习科学，掌握科学方法，这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在一片对科学的颂扬声中，也掩盖着科学主义倾向。一些思想家错误地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否认真理的存在价值，试图用自然科学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一切问题。在1922年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汇盛称“科学万能”。他说：“科学的万能，不是在他的结果，是在他的方法”，“在知识界，科学方法是万能”。③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指经验观察、逻辑归纳的方法。他说：“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④他大张科学主义之帜，对“玄学鬼”大加鞭挞，声言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主张取消本体论研究。他的观点得到胡适、吴稚晖等人的支持，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
熊十力指出，科学主义者一味夸大科学方法的作用，企图用科学取代哲学的作法是行不通的。他说：“科学无论如何进步，即如近世物理学，可谓已打破物质的观念。然总承认有外在世界，他们毕竟不能证会本体，毕竟不能通内外、物我，浑然为一。他们所长的还是符号推理，还是图摹宇宙的表层，不能融宇宙人生为一，而于生活中体会宇宙的底蕴。新物理学，无法证会本体，旁的科学亦然。继今以往，各科学虽当进步，然其无法证会本体，当一如今日。科学的方法与其领域，终有所限故也。”①因此，“若乃主张科学万能，视古今哲学家皆出自主观的妄猜乱想，毫无是处，此亦莫如之何”②。熊十力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反驳科学主义者提出的“哲学无用”论和“哲学取消”论，虽不完全正确，却亦有相当深刻的道理。他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取代哲学，哲学也永远不能归结为科学。针对科学主义者“取消本体论研究”的论调，熊十力坚决主张，哲学必须研究本体论。他甚至认为本体论就是哲学探讨的唯一领域，哲学就是本体论，断言唯有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他声称，他构筑的“新唯识论”就是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实欲以东方玄学思想，对治西洋科学思想”③。
第三个缺点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运动。出于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气愤，一些思想家说出一些过火的话，提出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形成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例如，钱玄同断言：“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作梦的话。”④毛子水也说：“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①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吴稚晖声言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而“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则成为更为流行的口号。如此激烈地抨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恐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对于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熊十力相当反感。他指出，“清末以来，国人恒自卑，视固有学术都不成为学术”②，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不否认传统文化中具有糟粕，但不能因其有糟粕，就全面予以否定，将其中的精华也一股脑儿地丢掉。若将洗澡水与小孩子一块倒掉，实属不智；因其糟粕而弃其精华同样也是愚蠢之举。熊十力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大蒜，吃了大蒜嘴里会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但大蒜却含有丰富的营养且有防病杀菌的功效。他感慨地说：“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③他力辟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谬，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他表示，将以自己的努力扭转“菲薄固有”的风气，抱定“深念旧文化崩溃之势日剧，誓以身心奉先圣”④的宏愿，掉背孤行，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弘扬国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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