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论述反映出张元济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立场上对国家主权问题的重视。当时在国民意识日趋强烈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已将国家理解为民众的公有财产，因而当外来扩张侵略趋于急迫时，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便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有一位美国学者曾对《清季外交史料》中“主权”二字的出现概率作过统计，指出这一名词在1875—1894年里每一百页仅出现一次，在1895—1899年间为2。5次，1900—1901年增加到8。8次，而在1902—1910年里，每一百页已多达22次。②这一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清末在外交上日趋重视国家主权的倾向，而《外交报》则在这方面起了领导潮流的作用。
比较而言，张元济当时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大权尤为关注。西方列强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对外扩张的要求日益膨胀，尤其暴露出想把中国变为其商品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并进而攫取经济大权的野心。国人在世纪之交对这一情形已有所觉悟，如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的《瓜分危言》一文中，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区分为“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前者是指侵占国土疆域，后者则表现为攫夺路矿开筑、内河航运、海关税务诸方面的经济权利，它比有形的瓜分具有更大的掠夺性和危害性。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在一片“黄祸论”的叫嚣声中，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野心更加急迫。《辛丑条约》尚在谈判之中，日本舆论已在叫嚷要充当“东洋英国”，在中国扩张经济势力，“我辈深望早定和平之局，倘或和议告成，则于中国内地开铁路、置电线、掘矿山、垦荒亩，茫茫四百余州，将变而为黄金世界，日本之百工业亦勃然而兴，庶不愧为东洋英国乎”①。张元济对列强扩张的经济取向持有高度警惕性，并且已经注意到中国所处的世界已成为经济实力的大竞技场，因而明确主张要以“文明排外”之名，行“挽回利权”之实。他称这是国人应尽的“义务”和“天责”，并积极投身于维护铁路权利的斗争之中，用亲身行动为“文明排外”论提供清楚的释义和例证。
铁路是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生产第四部门（仅次于采掘、加工工业和农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分配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言而喻。因而外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蓄意攫取筑路权，使铁路成为其割据中国领土的双刃剪刀，或吮吸中国人膏血的管道。张元济自戊戌年以后，已逐渐认识到铁路国有化在振兴实业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关键作用，对外国列强的染指企图深怀戒心，他断言：“外人今日断不能瓜分我国，事机之熟，其必在二三十年后铁路大通之时。”②
当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民间集资筑路后，德国商人欲勾结浙江一批纨绔子弟合资铺筑墅浦铁路。张元济闻讯后，“不忍目睹桑梓之邦沦于虎狼之德”③，遂多方运动，设法阻止清政府批准施行。他明确表示：“铁路非不可办，而在我国是彷徨、内力萎缩之中国，则不可办；而民智未到、物产有限之浙西，尤不可办。洋股非不可合，而在我主权日削、外力增进之中国，则不可合；而强权自逞、凌厉无前之德人，尤不可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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