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不知道，如同他一样，1934年的二哥薛明剑也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难关”。那一年，他所服务的申新“搁浅”了，资金链濒临断裂，政府要将其收归国有。为了保住这个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他在宁沪的政府、银行间奔走呼号，折冲调停，同时连自己的薪金都投入了拯救企业的再生产循环中。他当真拿不出过多的钱资助四弟。
在《五五纪事》中，薛明剑如此记载：“（1934年）五月，申新总公司因经济周转呆滞，请求政府救济。迨至七月间，政府忽有收归国有之说。余即奔走京（宁）沪，与行政院汪精卫、实业部陈公博折冲，并访工商界要人，请主张维护民营工业，最后得新新通讯社冯社长、申报史经理量才（室人业师）之助，并得吴稚晖、吴宪塍两先生主持公道，始得打消原议，安渡难关。（详见当日各报及《纺织周刊》）”《五五纪事》，《薛明剑文集》第51页。
这一事件，是申新系统在发展中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机。由于涉及许多当时的军政要人，并与当年那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大危机相联系，使得这一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束，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息息相关，颇具几分悲壮的色彩。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面极广，持续四年之久，给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大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因关税不能自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场所。
荣氏集团经营的面粉、纺织等产业，在大危机爆发前发展到顶点，但这都是在大举借债的条件下形成的，基础十分脆弱。当经济危机爆发后，面粉销路呆滞，纺织业则由于棉花生产不足，加之日纱倾销，出现“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的状况，加之荣氏从事投机生意失利，致使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困难，历年积欠的贷款无法偿还。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房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索款更急。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申新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素有“无锡拿破仑”之称的荣宗敬急得几乎要自杀。荣氏家族不得不将自家1000余万股票等有价证券向银行作抵，由新银团放款500万元，但实际只得280万元，难挽荣氏颓势。7月4日，申新即告“搁浅”。
在此万般紧急状况下，荣氏集团向国民政府伸手求援。荣宗敬写信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求助。荣德生到南京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希望能发行公司债券来渡过难关。汪精卫将此事交陈公博为部长的实业部处理。陈公博随即派员会同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的官员去上海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过去都是以借债还债、利上滚利的手段应付债权，近年借债困难，则靠签发远期本票和预约栈单来周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报告书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毫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报告书提出三条应对方法：（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内计算。
陈公博的这一方案，否定了荣氏提出的发行公司债券的请求，以“整理”为名，企图以300万元为代价，攫夺荣氏数千万元的资产。消息传出，荣氏家族气愤难忍，更加恐慌异常。惶急之下，荣氏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以他的资历、能力完全能帮荣氏化解这场危机。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按薛明剑的说法，“我们找吴稚晖出来讲话，一则因为他在国民党方面能够讲话，二则他与直接经办的官员有矛盾”。
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国民党元老，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怪人”。他家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人。他6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的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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