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达伊阿玛奈特
搬来新家的第一个早上，我大敞着门，在客厅里手忙脚乱地对付五个硕大的纸箱。这些纸箱里装着母亲为我从北京托运来的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书桌、炒菜锅、枕头、碗盆碟、菜板、擀面杖、菜刀，外加一支竹笛。
很显然，母亲把我来新疆想成了远赴非洲原始部落。在电话里，她忧伤地嘱咐我务必不要出门，在楼道里见到可疑人物一定要大喊救命，如果在家憋得将要丧心病狂，就赶紧拿出笛子来吹一吹，好消愁解闷。
回想当年，只要看到人家的孩子弹钢琴，我总惊羡不已，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将我送去钢琴班，她不是舍不得钱，也不是觉得我不是弹钢琴的那块材料。对此，她解释说：“钢琴是贵族玩的乐器，你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要为将来的生计打算，万一哪天我和你爸突然蹬了腿，你就带着笛子上街卖艺讨生活，这多方便，要是学钢琴，到时候你还能背一架钢琴去地下过街通道弹琴卖艺吗？”
如今，我抚摸着这根笛子，不禁百感交集。收好笛子，我取出菜板，准备拿去厨房。一转身，却看见一个天使站在门口。油黑的头发，白净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浓密纤长的睫毛，红红的嘴唇，朝我甜甜一笑，腮上立马陷下两个深深的酒窝。
我赶紧眨巴两下眼睛，这回看清楚了，他不是天使，天使长着翅膀——那由婴儿的呼吸制成的翅膀，而他没有。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头、两只胳膊、两条腿的凡人。不过他真小，头发尖刚刚触到门锁的位置。
“你是谁？是我的邻居吗？”我像丑女人见到美男子就粗手粗脚地搓揉裙角那般，捏起嗓子柔情万分地问道。
他歪着头，一只脚在地上来回划动，嘿嘿地笑而不答。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呀？你是我的邻居吗？”我放下手里的脏抹布，走到他跟前。他的眼睛闪烁着秋天树上最美果实的光泽，长长的睫毛，在他的脸蛋上投下细密的阴影，那简直可称得上是全宇宙最安逸的一片阴凉，是忘忧的丛林。
“嗯……你不是我的邻居，你是我妈妈的邻居。”他仰起脸，一笑，露出两排珍珠粒一样的牙齿。这些珍珠并不是颗颗圆润齐整，但它毕竟是无可模仿的自然产物，它不是塑料，也不是琉璃，而是真主的创作。
我笑了起来，他也和我一起笑。
“妈妈的邻居，不就是你的邻居吗？所以我们是邻居，对吗？你是你妈妈的小宝贝，我是你妈妈的邻居，就是你的邻居……”我绕了一段自己也没想清楚的话。
“那……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冬夏青青。”
“你也是维族人？”他皱起眉头，两道黑黑的小眉毛，一下牵起了手。
“嗯……我不是维吾尔族人，我是汉族人……”
“那你……那你的名字怎么四个字啊……”
“嗯……好听嘛……”
“我叫凯德尔丁。”他快快地说道。
“什……什么？艾尔丁？”
“不对!是凯旋的凯，德……嗯，就是凯德尔丁的德，尔，丁，丁就是那个丁……”他皱起眉，撅着嘴，极认真地解释道。
“哦，好吧，凯德尔丁。”
“那，那我叫你什么呢？阿姨，还是姐姐？我能不能叫你冬夏青青？”他抿住嘴，摊开手，耸耸肩，笑了。
“嗯……除了阿姨，叫什么都行，姐姐才二十岁，你几岁？”
“我五岁了，那，那个，苏比诺尔，她，她都，都已经八岁半了呢……”
其实，如果照他说到苏比诺尔年龄时那种惊恐、崇拜、肃穆的神情来看，他叫我“老不死”真是一点儿也没问题了。
二十岁，对于小小的凯德尔丁而言，已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年龄啊。
离开北京的家已经三个礼拜，做梦却和醒着一样：空旷辽阔的蓝天、硕大柔软的白云、装饰着漂亮花纹的清真建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的异族人……这就是阿凡提和他的毛驴走过的美丽地方，唯独没有出现我的父母和朋友。
在七月十七日上飞机之前，父亲闪动着希冀的眼神对我说：“你害不害怕？说实话，我一点儿都不为你担心害怕。”
我不敢说完全不恐惧，但也的确不怎么担心，所以只是摇了摇头。
“就是，”父亲接着说，“害什么怕嘛，你是军人啊!”
自我出生以来，父亲总是好犯兵瘾，状态好的时候，他是我和母亲的知心班长。大年三十一大早，就把我俩提溜起来召开家庭民主生活会暨年终总结大会。当母亲提议要一边包饺子一边开会时，父亲便怒不可遏地冲进厨房摔盆子砸碗，恶狠狠地大骂我们母女是两只不思进取的饭桶，愤愤地搓揉自己蓬乱的头发。可对于深谙他秉性的王氏母女来说，每当他打算自燃，我们都会像两只看见嫩草的绵羊一般注视着他，给予他“你正在被认真关注”的友好暗示。于是，不用过多大一会儿，他就渐渐恢复了常态，一面仔细扫着地上的残陶碎瓷，一面快乐地高唱道：“碎碎平安朗里格楞……”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便是人见人嫌的野大兵，仗着三分本事就敢四处叫板，有时候，他的铁拳真能砸烂某一块好钢板，但许多时候，他拍中的都是捕鼠夹。每当他沮丧地回到家中，便不论白天黑夜今夕是何时地拉开灯，在我和母亲中间挑选一个睡得不那么死的倾诉衷肠。其实每次都是我最先醒过来，都是可怜的母亲最先沉不住气。
“你瞎鼓捣什么啊？明天我还要上班，孩子还要上学!”
“少睡才减肥，你看你闺女那两条大象腿。来了，哥们儿，聊聊天，来，我有个事你帮我参谋参谋……”父亲讨好地抓住母亲的肩膀，用力猛晃。
“我不懂，我不会参谋，咱们家就你最能干了。”母亲在睡梦的边际上挣扎，像条案板上的鲫鱼，真想赶紧摆脱父亲搭在她肩膀上的那只利爪。
“我胃疼——死——了，哎哟要疼死了。”我常常认为父亲应该从事艺术创作，因为他总能把他个人的欢乐和痛苦改装成能压垮一座城池的巨石墩子。他最向往的事情就是，他笑，全世界都笑；他哭，全世界都哭。但最终达到的现实效果却是——他笑，全家人噤若寒蝉地笑；他哭，全家人鸡飞狗跳地哭。
“你晚上没吃饭？”
“没有……一直开会……”
“煮点面条你吃？”
“再拍根黄瓜……”
母亲叹口气，关上灯，轻轻拉上房门，在那一瞬间，依稀能看见父亲闪着甜蜜荧光的一口白牙。
我不知道我到新疆这件事，对父亲来说究竟是不是百炼成钢？但从他坐到哪里腿就抖到哪里的激烈程度来看，他的内心必定隐隐地翻腾着一股弄得他寝食难安的澎湃激情。相比那些拼死让孩子留在天子脚下的父母，他格外地体悟到了一种唐太宗挥别文成公主的悲壮情怀。如果不是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城楼上登高一呼，他一定会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后，一拖鞋将我拍晕，接着抄起文具盒里的大头针，在我的两根象腿上分别刺上“精忠”和“报国”，最后从我书架上的二十四色水彩笔盒中挑出一支最喜庆的为它们上色。
我想，当我来到刚刚恢复平静的乌鲁木齐，父亲和很多人一样，一定以为我这个幸运的作者挖到一座富矿——我大手一挥就将这神秘壮美的西部风情捞进了笼子，先用报告文学清蒸一遍，接着扔进散文里过一道油，再捞出来放到诗歌煮沸的汤料锅里咕嘟一阵，扔进去几瓣惊悚，淋一瓢悬疑，撒上点儿情爱，最后，捞出来盛在出版商抛过来的华丽盘子中，端到早已在等待中热泪盈眶的双亲跟前。
然而，对于这些日子我经历的、听闻的各种故事，我却总是木讷有余而激情不足。众所周知，没有激情的兴风作浪，怎会蹦出文字的锦鲤要一试龙门高低？可就算激情受了潮，点不着火，也不能让这头脑里的记忆因此一片黑灯瞎火，无论好坏，总归“不能熟视无睹”，倘若运气好，至少能当文学书的吧？
拿出纸笔，还没把凳子坐热，就接到收发室电话，说有我的信。跑去拿回来一看，是父亲寄来的。
不等关上门，我赶紧把信拆开来看。刚把叠好的信展开，凯德尔丁就跑进了屋子，爬到我旁边坐下，好奇地盯住我手里的信看。
“你欠别人钱了吗？”他问。
“没有啊，姐姐没有借人钱啊。”
“那你拿的不是欠条吗？”他谨慎地看着我，以防我撒谎。
“当然不是，这是姐姐的爸爸给姐姐的信。”说完，我突然发觉凯德尔丁说得很对，这封信的确像一张欠条。
“哦，信？你爸爸把它放在风筝上，然后飞过来的吗？”他又问。
“对，是只好大好大的风筝把它带过来的……”
“有多大？有我这么大吗？”
“有，有……”我笑了。
“你爸爸说的什么啊？”凯德尔丁伸出小手，指着信中的一段问道。
在他指着的这一段中，父亲写道：“去新疆工作，尽管我和你妈妈有些想法，但现在看来，觉得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一毕业就留在这儿，总是同过去的同学、熟人在一起工作，就很难长进，都市生活很容易把人的锐气消磨掉……面对领导和老师们的关爱，心里有数就成了，没必要焦虑，要有平常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努力，就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你说呢……凭你现在的阅历、年龄、知识面、所见到的真实情况，还不具备发言的水平和条件，为此，要静下心来，多观察，多思考，多请教周主任和其他前辈，多做实事，少说大而空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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