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师学国学》：
实际上，儒教与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例如基督教或佛教），它们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单个人的信仰，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教堂信仰；另一个则是社会信仰，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国家信仰。我认为，孔子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并通过提出这个真正的国家观念而创立了儒教。政治在欧洲是一门科学，可是在中国，从孔子的时代开始，政治就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简而言之，我认为，孔子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会的或者说是国家的信仰。孔子在一本写他生命临终之前的书中，对这种国家信仰进行了阐述，他将这《跟大师学国学》命名为《春秋》。孔子之所以将这《跟大师学国学》命名为《春秋》，是由于此书的目的是给出决定兴衰——如同国家的春天与秋天——的真正的道德方面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将这《跟大师学国学》称之为中国的编年史，它类似于卡莱尔的小册子。在这《跟大师学国学》中，孑L子概述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衰败状态下出现的困苦与不幸，指出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人们缺少真正的国家观念；他们缺乏对国家、君主个人应该具有服从的责任的正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在这《跟大师学国学》中讲述了君权神授。这里我知道你们诸位，或者起码是你们中大多数，现在是不会相信君权神授的。此处我不想和你们进行争论，我只是请你们不要马上给出判断，首先听我接着说下去。与此同时，请允许我在这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便是魔鬼的错误。”在这里我请你们，在这个君权神授的问题上，回忆并思考卡莱尔所说的这句话。
在《春秋》中，孔子教导人们说，像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一切普通关系与行为一样，除了出于利益与恐惧的基本动机外，还有一种影响到他们行为的更为高尚、尊贵的动机，一种高于一切利益与恐惧忧虑的更为高尚、尊贵的动机，而这种动机便是责任；所以说在一切人类社会的这种重要关系里，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其首领间的关系里，也会出现责任这种更为高尚、尊贵的动机去影响并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忠于他们的首领的话，这种责任的理性基础又是什么呢？在早于孔子时代的封建时代里，因为那种半家族式的社会秩序与政府体制，或多或少可以将国家看做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能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对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十分清晰和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于他们全是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天生的感情已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与国家首领，同时也是他们的宗族或家庭的高一辈成员，连接在了一起。但是，就像我所说过的一样，在孔子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个时候国家已经远远不是家庭所能比拟的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公民已不再是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故此，也就需要为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忠于其首领——他们的统治者抑或是君王——的责任寻找一个崭新的、清晰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给这个责任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基础呢？名誉便是这种责任的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时，日本前文部大臣菊池男爵问过我，关于我说到过的孔子论述其国家信仰的那《跟大师学国学》中的四个中国字该如何翻译。这四个字便是“名分大义”。我将其翻译成关于名誉与责任的重大原则。儒教和其他宗教区别就在于此。汉语中“教”常用来命名其他宗教，例如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而将儒学称为名教一一名誉的宗教。在孑L子的教导体系里还有另一个词“君子之道”，理雅各博士将“君子之道”这个术语译为“上等人的行为方式”，在欧洲语言中与之最为接近的等价词便是道德律法——单单从字面上看，道的含义也是用于君子的律法。实际上，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孔子教导下的整个哲学与道德的体系：即君子的律法。孔子将君子的律法撰写成文并将其发展成宗教——一种国家的宗教。在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中，第一条款便是名分大义——名誉与责任的原则一一也可将其称之为：名誉的法典。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