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全书论衡：岷峨洙泗文献旧邦》：
巴蜀地区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摇篮。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丰厚的文献典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巴蜀文献至少在5000种以上，现存三千余种，其中富有创造性、系统性，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不下500种。《巴蜀文献要览》一书本着“撷其英华、详其旨归”的精神，系统回顾了巴蜀文献产生、发展的历史，品其精华，评其优劣，揭示巴蜀学人积极进取、推陈出新的勇气，大度恢宏、集杂为醇的气度，学术精深、文采飞扬的风格，以及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既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可信史料，也为建设当代文明发掘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智慧。
巴蜀学术与文献的发展，大致呈现六个阶段，巴蜀文献的演变也与之大致吻合。
先秦是巴蜀文献的萌芽期。考古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及青铜器、金沙玉器和金器，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出土的春秋战国兵器所带刻符，表明巴蜀地区已拥有文字。文献记载“三皇五帝”曾与巴蜀先民发生过多种联系。“生于石纽”“兴于西羌”的大禹，曾得“《洪范》九畴”，继承“伏羲氏《河图》”并演绎为《连山易》。汉以来流传《山海经》系“禹使益疏记”的说法，经今人考订，证明《海内经》4篇出自蜀人，《大荒经》5篇出自巴人.《五藏山经》和《海外经》4篇出自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楚人，此书可视为巴蜀文献传世之最早者。
两汉是巴蜀文献的初盛期。文帝时，修仙道之术的胡安在邛州“居白鹤山传经”，司马相如曾从之学《易》。景帝时，相如为武骑常侍，已凭借其铺张扬厉的大赋称雄当代。景帝末年，文翁入蜀，在成都设校，遣张叔（宽）等18人前往长安从博士学“七经”，归来教授，推行儒化。蜀士欣欣向学，“学徒鳞比”，正式形成“蜀学”，史书有“蜀学比于齐鲁”之称。汉武帝对此举大为赞赏，遂“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加速了儒学向基层的传播。汉代“蜀学”初盛，而以经学、小学、文学见长。“汉赋四家”蜀据其三，相如、王褒、扬雄皆其名家。蜀中易学、天学、训诂学均居全国首位，初步奠定“蜀儒文章冠天下”“易学在蜀”“天数在蜀”“小学在蜀”的基础，至东汉未泯。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是巴蜀文献的持续发展期。魏蜀吴天下三分，既而南北对峙，但巴蜀学术文化仍在持续进步，涌现出博综经史的谯周，精于《易》学的蜀才、卫元嵩，史学宗匠陈寿、常璩。隋唐时，蜀中持续安定，物资富庶，引得天下诗人、书画名家以及缁流仙侣纷纷入蜀，诗文、艺术、佛教、道教及印刷术飞跃发展。陈子昂、李白之豪放雄奇，唐求、薛涛之一隐一艳，都是唐诗中的奇葩；李鼎祚辑录汉至六朝35家《易》说而成《周易集解》；赵蕤《长短经》融通三教，涵纳百家：道士王玄览，高僧马祖道一、宗密，著书说法，大昌宗风。晚唐、五代巴蜀图书出版成就卓著，毋昭裔倡刻“石室十三经”，碑越千数，堪称“石经”之最，儒家“十三经”因而定型。墨客骚人吟诗作赋，推动“词”体成熟，赵崇祚在成都汇刊了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两宋时巴蜀文献达于极盛期。由于唐五代的积淀，蜀学在宋代进入第二次高潮。巴蜀雕版印刷最为发达，杨慎说：“宋世书传，蜀本最善。”13万版的“开宝大藏经”即在成都刻成。巴蜀藏书蔚然成风、规模浩大，如成都经史阁、阆州蒲氏清风楼、眉山孙氏书楼、蒲江鹤山书院等，动辄藏书万卷至十万卷。“古文运动”的“八大家”有三家为蜀人（苏洵、苏轼、苏辙）。陈抟、龙昌期、苏洵、苏轼、房审权、张栻、李心传、魏了翁等各撰《易》著，程颐有“《易》学在蜀”之赞。“三苏”史论、苏辙《古史》、范祖禹《唐鉴》、王偁《东都事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为宋代史学之干城，刘咸炘有“史学莫隆于蜀”的定评。“三苏”代表的“蜀学”、二程的“理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共同构成北宋学术三大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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