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学术(第11辑)》:
当互联网技术最初出现在我们的社交网络时,很少人会提起重视,更多的是把这种新事物当作另一种电子游戏,它是日常生活的“偏离”,正如最初的聊天室那些简单线条勾勒的窗口里,充满着好奇的询问、肆无忌惮的发言甚至谩骂——我们从未想象过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继续这种“虚假”的状态。随着技术的革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通过网络展现出来,我们眼见着虚拟社交正在逐渐实体化,逐步地打破着现实与网络世界的区隔。很大程度上,社会事件的产生与传播方式逐渐地表明,虚拟社交再生产着我们的社会空间,而且不再是以间接的方式。在当前的中国,微信及其影响力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有机部分。
提到微信,它依托的载体——手机本身便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微信实现的绝大多数功能都是建立在手机媒介的移动通讯服务基础上的。而手机本身也经历了一种从通讯工具转变为智能化的装置的蜕变,或者更激进地说,它在演进为某种人类的器官。这一蜕变过程是由信息技术载体的灵巧化为主导的,手机对于信息技术的进取同时对应着个人电脑的退却。起初,在90年代早期,手机上仅有的简单的接打功能只是将电话、呼机旧有的呼叫、拨打用途进行了集中化、便利化的处理,而通信服务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加剧的人口流动确保着相对稳固的生活空间,计划体制的残留在有意识地避免自由市场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但随后,通讯技术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期的经济特征是信息与生产开始脱离——它是一种极端的“金融化”状况,海量的信息自身形成了生产的网络,不再尾随于实体生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确实、权威的标准的虚无化,这导致了广泛的意义播撒与无法抑制的个体意识的激烈膨胀,从群体的角度上看,脑体分工造成的阶级分化被技术所加剧了。手机一开始只是被动地适应这一市场的要求,它仅仅是旧有功能的精致化,手机在逐渐地用自己的优良表现争取使用者的信任,而如果并未使人满意,那么它就像所有产生问题的家用电器一样,被主人寄存式地送去修理而不必担心有任何事务上的影响。然而后来,手机被推到了技术的风口浪尖,它不再落后于具备网络技术的电脑,这就大大地改变了它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一旦它开启了移动互联功能,就意味着潜在的一切功能都被激活,一切具体的指令被信息的上下行代替了,只要具备一个强大的处理系统,它就可以在完成基础性的规定动作以外拓展一切创造性,而这一切的发生都在巴掌大小的面积完成。如果说个人电脑仍需要占用一个固定的空间,并因而需要被特定的场所条件所安排的话,那么手机则几乎完全摆脱了这些束缚,它似乎就像一个附着物。甚至,当我们发现没有手机,就像生活都不再完整的时候,它似乎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一个器官。手机不再是一个被动接收信息的物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我们对于世界的各种“期待视野”所交织起来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付出了几乎所有的初始信息——联系人与社会关系,来为这一件智能物品所许诺的“更多的自由”下注。我们不单应用手机那些传统的功能,接打电话、短信息服务、日历天气时钟、记事本等等,更多的使用方式摆在眼前:应工作、生活需要进行智能组织、整理的功能,有趣、复杂甚或极具公共性(联机)的游戏功能,集成众多信息以期获利的功能,以及手机本身作为商品在社会中产生的那些多元化的、象征性的交换价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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