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自选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年代，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政治领袖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国家政治风云密布，政治情绪高涨的民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十年来少见的沉默。不久，便爆发出一种惊人的力量，“四五运动”——这场运动爆发在中国社会的黑夜与黎明之间。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中国人民真正感到扬眉吐气和十年来没有的轻松。从历史的角度上看，1976年的中国，思想解放还未开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百废待兴，处在一个准备恢复的阶段中。文学与艺术，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完全摆脱“文革”的束缚，艺术家在希望中依然苦恼、徘徊和等待。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1979年被称作关键的一年而载入史册。这一年，中国的现状已经为破土而出的现代艺术萌芽做好了各种准备，社会的激变也给艺术家带来全新的选择。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会第23次扩大会议，宣布了“文革”期间中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明确扭转美术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宣布“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错误结论，如何理解“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要重新认识。这一年，在美术界发生了许多振奋人心的事件。首都机场壁画群宣告落成，在七件壁画作品中，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鹤立鸡群，获得一片掌声。今天，这一切似乎不足为奇怪，但重要的是在当时比较封闭的中国美术界突然闯进一个披长发的袁运生——在他创作的壁画中公开展示几位女性人体引起巨大风波。女性人体事件在全国引起震动，也惊动了中央，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负责人到机场参观时，对此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壁画事件”才得以暂时平息。同时，这件壁画也使西方人猛然意识到，中国的公共墙壁上出现女性人体，预示着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地方的民间群体和各类展览逐渐增多，“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北京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展”、“劲草木刻研究会”、上海“12人画展”、西安“春潮中国画研究会”、昆明“申社”、辽宁“紫罗兰油画展”、重庆“野草画会”、河南“绿城水彩画研究会”、“云南十入画展”等，一股来自民间的强大力量扑面而来，打破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艺界政治一统天下的僵化格局。上海“12入画展”用一首自由诗代替了“前言”：“严酷的冰峰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北京油画研究会”第三次展览的“前言”有这样的文字：“我们依然期望在一个有充足艺术的民主空气的环境里，多方面地探求富有人性的、为人民所喜爱的油画艺术……应当相信艺术家对时代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他们的良心与正直……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揭示生活。”探讨人生、探讨艺术、探讨中国社会与现实等，人们普遍发现，艺术的确在进步，并已经显露出勃勃生机。
1978年，四川美院二年级学生高小华创作了表现红卫兵武斗的油画《为什么？》。1979年，陈宜明、李斌、刘宇廉合作了描绘红卫兵武斗的连环画《枫》。1979年，四川美院学生程丛林创作了同样反映红卫兵武斗的油画。这几件作品在当时的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这一年，四川美院何多苓创作了油画《春风已经苏醒》，使中国艺术家和观众看到苏联模式以外的语言样式。1980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先后与观众见面，再次将中国油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罗中立的《父亲》以超级现实主义的方法将一个普通农民绘制成巨幅肖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将中国油画在“文革”时期“红光亮”和“高大全”的虚假彻底打破；让观众感受到普通百姓在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生存状态，给人以震撼。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彻底摆脱中国油画从1949年以来单一的苏联模式，直接向欧洲古典主义油画溯源，让中国观众看到了苏联油画以外的风格和语言，极大缩短了中国油画与欧洲油画的距离。吴冠中先生关于“绘画形式美”的提出，使许多艺术家放胆在形式上的探索与追求。总之，为摆脱“文革”的束缚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长于80年代或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是幸运的，他们在这个“机遇很好”的时光中少有成见多有胆识。如果将80年代形容是一个青春期——无论是谁，他们的身体没有被捆绑，没有被束缚，没有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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