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末路
袁克定原有妻子吴本娴和大姨太太马彩凤,民国以后,又娶了个唱“髦儿戏”的二姨太太章真随(又名章淳一)。章真随长得比较漂亮,演文武须生,但举止轻浮,偷吸鸦片,恃宠而骄,非常厉害。克定既极宠爱,又十分惧内,任其凌辱,不以为怒。他不仅公开纳妾,还有断袖之癖,偷偷摸摸地在外边搞男宠,生活极其糜烂。
分家之后,袁克定迁居天津德租界威尔逊路。章真随竟搞婚外恋,与某西医大夫在家中发生暧昧之事。克定闻知,大发雷霆,断然割爱,将其驱逐出天津。然而,为了顾全面子和声誉,袁克定并未公开声明与她脱离关系。以后他迁居北京,章真随也在京居住,不断写信给他,陈述生活无依,请求救济。克定不忘旧情,私下按月供给她生活费达八年之久。可是,章真随水性杨花,放荡成习,行为不检,又借过去与克定的关系进行招摇。克定一怒之下,派专人将其送回河南辉县的宅中,生活费用在该县的地租中支付。
由于继承了大批遗产,袁克定的衣食住行皆很讲究。平时头戴黑呢子四方形小帽,帽的前上方嵌有小方玉一块。除了夏季,均穿黑呢子紧身长袍,青缎子小坎肩,脚上常年穿着高腰长筒黑色马靴。冬季不穿皮衣、棉衣,仅多加一件黑呢披风。夏季穿黑、蓝色布大褂,即使酷暑炎热,独居室内,也不袒胸裸背。
他每日三餐,均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备有四方形黑色小轿车一辆,出门均以车代步。乘车或在包厢看戏,亦端坐中央,不靠不歪。
他有私人秘书,六个随身的用人,还有司机、花匠、锅炉工、中西餐厨师、武术护院教师。
独坐书斋时,书案上放置木柄铜铃一只,叫人时摇几下,用人应声而入,否则不准入内。
陪其游玩的挚友,有原总统府的英文老师董晓岚,前清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伯言。每周跟着德国籍先生梅理慈学习德语一次。
他以前跟从徙南道人学过七弦琴,王老道(绰号王半仙)偶尔也来陪他弹弹琴。他弹琴时身着宽敞的道袍,焚香静坐,大有飘然出尘之概。
他患有糖尿病,忌吃甜食,常以芝麻盐、芝麻酱、泡菜等佐餐,饮用普洱茶。有时病情发作,不论寒暑,立即去北京小汤山、香山或北戴河等地小住三五天。有时也去北京德国和法国人开的医院治疗。
他擅长篆、隶书法,曾为郑逸梅书写一副对联,内嵌逸梅二字:“李谪仙龙蟠凤逸;林君复子鹤妻梅。”
他也绘画,但很少赠人。曾为张伯驹夫人潘素画花卉草虫数幅,虽然不工,笔法也还古拙。
袁世凯虽然未做成皇帝,且已去世,袁克定也未当成太子,可他始终忘不掉摆昔日“太子”的臭架子。所用的烫金菊花信封、信笺,均是特制的,非常精致古雅。不论给谁写信,没有抬头称呼,起首一句即是什么“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或是“天诱其衷,先公薨位迨今有年矣”之类。信尾不署其名,只署别号慧能居士。无论在什么场合提到其父,总以“先总统”相称,表示不失身份,直到晚年,决不改口。
亲友必须按过去的礼节,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大爷,不准点头招呼,不得行握手礼。
他最恨别人犯讳,如果有人平时谈话无意中提到“凯”字和“定”字,他就认为是对其父亲和他本人的大不敬,视为大逆不道。有个名叫安玉昌的人,曾经跟随袁世凯去过朝鲜,在战争中腿部受伤致残,克定平日对其赏赐颇多,抚慰有加。一次安玉昌向他告辞,他破例送安玉昌到门口,安玉昌受宠若惊,慌乱中脱口说出:“请大爷留步,沐恩过几天一定再来给大爷请安。”话刚出口,克定脸色大变,盛怒之下,将其斥退,不准再登府门,并断绝了对其后半生的一切资助。后来安玉昌弄明白是因在说话中无意犯了他的“定”字讳,懊悔终生,饮恨至死。
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自己家中和袁家大院都设有祖先堂,常年供奉着父母的遗像,每逢初一、十五,均在家中烧香叩头。在年节和生辰忌日,则到大院祖先堂行礼祭祀。行礼时不准任何人嬉笑、打闹、喧哗,否则认为亵渎祖先,立予斥责逐出。他每年有三个忌日,一是父亲忌辰,农历五月初六。二是父亲生辰,农历八月二十日。因此,他不过端午节和中秋节,以示哀思。三是自己的生日,即腊月二十六日,他从不庆寿,届时即事先回避。
他爱好旅行,经常带着随从十余人往来济南、苏州、上海,吃喝玩乐。
他的尊卑、嫡庶、男女观念极重。袁世凯死后,他以嫡长子的身份自居家长,主管家政。庶母们遇到问题,必须向他请示。逢到年节喜庆或婚丧大礼,他见到各位庶母,总是先等庶母们叫他大爷,给他跪下磕头时,他才借腿疾不便为由,迟迟跪地,经别人拦阻扶起。庶出的弟妹们必须集中一起给他拜年、道喜,他才还礼。受下人的礼时,则端坐不动,略略挥手。祭祀祖先时,不准女眷参加,并禁止女眷外出看戏看电影,参加一切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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