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还是以才为本/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细思量：岁月如歌
我这一生用很多时间做医学翻译的事，这是我自己原先也没想到的。很多人少年立志，做好准备，后来坚持不懈，终于成功。我不是这样，并未想过要做这样的事。北方人有句话：赶着鸭子上架，和我的情况有点相似。因为医学翻译需要三方面的条件：中文、外文、专业知识。除了中文，另两项对我来说，都很勉强，属于被动的“选择”。
先说外文，也就是英语：从未受过专门训练，也就是早年中小学时学的那点东西。民国时代，我读的是教会学校。我的父母和我都不是教徒，选择教会学校是因为它们的教学质量好，还很重视英语。我又很“幸运”，高中时，不知怎么得罪了我的英语老师，一位性格古怪、终生未婚的“老小姐”。英语课是每天都有的，她要收拾我，上课时总是想方设法地训斥我，真是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我的日子很不好过。
我去找校长诉苦，老校长说：“你不会把她的课学得棒棒的，叫她挑不出毛病吗！”怎么能学得“棒棒的”呢？只能“笨鸟先飞”了：她要讲的课，先把它背出来，背得滚瓜烂熟。她讲的不是教科书，是她指定的一种范文选读那样的书，挑着往下讲。这篇讲完了，从不说下面要讲哪一篇。所以我得往下多背几篇才不会“脱空”。这以后挨骂也难尽免，但确实少了很多。重要的是，经她这样一逼，英语倒是有了不小的长进。所以她虽然很不待见我，还应该说是我的恩师。但是我有这个认识，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科技翻译跟文学翻译不可同日而语，它更简单，也就是鹦鹉学舌，把话说明白了就行。但有一条：必须由本行的人来做。医学翻译必须由医生来做。你能译什么样的书，实际上是由你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外语水平来决定的。所以学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我从未想过学医。学医也是个迫不得已的经历。上大学和学医的过程很辛酸。
辛酸大学路
花季年华上大学，应该是很快乐、很幸福的。我上大学怎么就很辛酸呢？这要从解放初年说起。
1949年5月17日，二野一支小部队开进了我所在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西省九江市。我们就这样解放了，步入新社会。没有打仗，因为在这之前，国民党的守城部队已经仓皇撤离了。
我应该是属于“进步学生”之列的，这“进步”是由于爱看“闲书”。“闲书”其实不闲，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只是因为它与正课无关，所以老师和家长都说是“闲书”。我读的“闲书”很杂，有些是针砭时政、呼唤革命的力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流传很广、反映共产党主张的毛泽东名著，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会缔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那也正是百年来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很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创建的新社会，热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不久我就入了团，就是当时创建不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市里学生界最早的团员之一，候补期六个月（那时团员和党员一样，也有候补期，中共八大后，“候补党员”改称“预备党员”，团员的“候补期”就取消了）。因为表现好，三个月后提前转正，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市学联副主席（后来是“代主席”），成为学生中的著名人物。教会学校没有党组织，市里很多任务都是通过学生会布置下去的，所以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1951年春，开学不久，团组织调我去武汉中南团校学习（那时江西属于中南区）。这时我离高中毕业已不到半年。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勉强服从组织决定，辍学去了武汉。
这年7月，团校学习结束，回到九江，就让我在团市委学生部上班，当了团的专职干部。那还是暑假期间，学生部的中心工作就是借我们学校的校舍办暑期青年学习班。政府出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食宿免费，学习政治，改造思想。我的顶头上司——学生部张部长让我也随他在这里办班。我在学校做学生会主席时就与他很熟。张部长也是学生出身，天津解放后参加工作，随军南下，来到九江。白天小组讨论时随意到小组听听，晚上和部长一起，听小组汇报。我觉得整个生活节奏一下慢了下来。
1951年开始有了高校统考，这年是属于试办性质的大区统考。但学生报考是不分地区的。这时同学们都已从外地参加高考陆续回来了（考场只设在省会以上城市）。我不习惯专职团干的生活，情绪越来越低落，多年来就已有了的“大学情结”又爬升起来。忽然听说山东大学医学院要单独招生，真是喜出望外。我虽有半年没上课，但高三下学期已没有很多新课，稍事复习，我觉得还是可以应考的。我一直想学的是航空工程，觉得那才是高端技术，也是祖国所需要的，从来没想过学医。但是现在别无选择，只有学医了，不然就得再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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