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曹聚仁/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百年中国记忆》:
怀曹聚仁
夏衍
曹聚仁和我同年,也是20世纪的同龄人。五四运动那一年,我们都是中学生,不过,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我在甲种工业学校。浙江第一师范,是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齐名的进步学校。校长是经亨颐,教员中有前后“四金刚”,前“四金刚”是陈望道、李次九、刘大白和夏丐尊;后“四金刚”是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和王祺。还有知名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和朴学家单不庵。
曹聚仁是单不庵的得意门生,单不庵对他的早期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一师范是浙江最进步的学校。但是,据我记忆,当我和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施存统等人办《双十》和《浙江新潮》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读了许多书,在单不庵的影响下,他对于朴学,对于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有了很大的兴趣。
我们这一辈人通过五四运动,向往科学与民主,曹聚仁却是独辟蹊径,他从朴学的角度,正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他研究中国的哲学和历史,他自称接受了老庄的影响,但我看,他对世事并不“逍遥”,他没有出世,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1920年,我们都到了上海,我们都穿上了中山装和西装,他却一直穿着那一件蓝布长衫。
他的旧学根底比我们强得多,才二十二三岁的人,就把章太炎的演讲整理出一部《国学概论》来,对那样的年纪来说,是很不简单的事。他教书,办杂志,当记者,特别是抗战一开始他就穿上军装当记者,那真是再入世不过的了。
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
他和鲁迅有着良好的关系,常有来往,常通书信。他办《涛声》,鲁迅替他写文章;他和陈望道、徐懋庸合办《太白》《芒种》,鲁迅替他们写文章;他和陈望道等七人提倡“大众语运动”,鲁迅更替他们写了好些篇重要的文章。抗战时期,宋云彬在桂林编了《鲁迅语录》后问曹聚仁:“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这是事实,鲁迅从来没有在文章中骂过曹聚仁。
曹聚仁50年代在香港出过《鲁迅评传》,60年代又出过《鲁迅年谱》,还因此受过“左”派的批评。他说,30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和鲁迅谈到,如果替鲁迅写传记,“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曹聚仁这两部书我都没有看过,但他这“神不如人”的议论,我却认为说得有道理。
曹聚仁常挨骂,一是因为他自比乌鸦。在上海办《涛声》时,他用了乌鸦做标记,意思是报忧不报喜,在当时来说,国难当头,报国家民族之忧,报国计民生之忧,并没有什么不对。
后来到了香港,50年代中期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北行”,前后六次,最北一直到了鸭绿江边。他是以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派记者的身份“北行”采访。在北京他对朋友说,现在要做喜鹊,不做乌鸦了。这是真话,他的确在海外侨报上说了许多新中国的好话。
1950年他刚由上海到香港,发表《南来篇》,写了一句“我从光明中来”,于是右派骂他。后来他把新中国和蒋经国当年的“新赣南”相比,又以《门外谈兵》评说朝鲜战争,又挨了“左”派的骂。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曹聚仁偶发怪论,但是他的用心是好的。
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他写了大量的报道和通讯,出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万里行记》等书。
在他七十二年的生命中,新闻工作几乎占了一半。他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到过台儿庄。事后对人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多半抗战不力,真正打仗的是非嫡系的地方部队。从这里可以多少看到他的原则:客观真实。后来他到赣州替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也到上饶参加过宦乡主办的《前线日报》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办过短暂的《前线日报》,在大学教过新闻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他“南飞”香港,替海外报纸工作,还协助林霭民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直到生命的结束,前后计三十余年。
他的一生,学者、作家、记者,以记者生涯最长。
他在旧学方面的著作中,死后出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重要的一部。他的学识渊博而深厚。他记忆力很好,许多前人的议论都不是照引古书原文,而是凭记忆写下的。不过,这也成了一个缺点,使得后人不能作为准确的引述根据。
他的文学作品早年有《文心》式的《笔端》《文思》《文笔散策》等。晚年有章回体小说《秦淮感旧录》(写国共和谈期间的南京),还有《酒店》(写新中国成立之初跑到香港去的“过气官僚”和舞女生活)。这些小说我都没有看过。
我倒是看过他一些诗,是从他的文章中看到的。他的诗主要是旧体,也没有出过集子。较有印象的一首是:
迷茫夜色出长栏,白发慈亲相对看;
话绪无端环如茧,泪澜初溢急于汛!
抚肩小语问肥瘦,捻袖轻呼计暖寒;
长笛一声车去也,四百八秒历辛酸!
诗题较长:《戊戌仲秋,自京归沪,夜过下关车站,老母夜半相候,历更次相见,仅八分钟即别去,感赋一律》。戊戌是1959年,下关车站在南京,八分钟合四百八十秒。他为什么赶得这么急?主要不是为了“归沪”,恐怕是为了返港,可能有些新闻工作以外的事要赶着回去办。这就难为了老母亲了。这是充满了感人的亲子之情的诗篇。
说到新闻工作以外的事,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与祖国和平统一。一次周总理对我说:“曹聚仁真是书生,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易帜’,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是书生,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
我曾在《懒寻旧梦录》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他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
在香港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能二十多年不改其志地坚持爱国,是不容易的事,是当得上晚节可风的赞誉的。
他1972年病逝于澳门。岁月匆匆,今年是他的二十周年祭。写下这些,既是对上海教育出版社为他新出版的遗著《论杜诗及其他》作代序,也算是对这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一点纪念吧。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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