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发现的喜悦
执笔写这篇《后记》的心情无疑是喜悦的，从最初开始搜集资料要写这本书，到此次付梓，时光荏苒，十余年倏然而逝。豪华容易换渔樵，伪满洲国、华北、华中，整个沦陷区的旧时月色，都已化作铅字，飞白了鬓丝。
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在“大节一亏，便无足观”的成见下，相当多的史料几被遮蔽与销毁，因此目前大陆和台湾能找到的资料很多都是断简残篇，语焉不详的。就如同两岸对报人陈彬龢抗战后的行踪记载，都付之阙如，甚至错误百出，如《民国人物大辞典》等工具书，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记到一九四五年，只因为抗战胜利后，有关他的种种就宛如人间蒸发，渺不可寻了，其实他是活到一九七〇年才在日本病逝。于是我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将目标放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从香港的《大华》半月刊及《春秋》杂志，找到陈彬龢后来发表的几篇回忆录及与他多所交往的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忆文章，甚至由他本人口述、胡叙五（拾遗）笔录的长文《一个逃避汉奸罪行者的自述》，从而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这篇文稿可说是至今最完整而详细的资料。对于赵叔雍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文友黄岳年兄在看过我写的赵叔雍的文稿后复信说：“先生大作，亦破迷之作也，先睹为快，我之幸也。”他认为对于赵叔雍：“内地出版物刊载的文章连生卒年也多没有弄清楚，遑论其他，而蔡氏谦称自己的文章‘查考当年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梳理出一些线索，或可拾遗补阙也’。实际是他以近万言的篇幅，搜尽了目前能找到的关于赵叔雍的资料，还原了一个鲜活的赵叔雍。”
对于附逆这段不光彩的过去，不管传主本人或亲友大都讳莫如深，因此常常找到相关的人的回忆文章，却仅见一笔带过。例如王新命在一九三四年间是《晨报》的总撰述和主笔，有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由他起草的，按理说他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及樊仲云的个人，当有一手的记载，但当我找到他的回忆录《新闻圈里四十年》，翻到相关章节时，却是令人失望的，不但因有所忌讳而轻描淡写，许多情况甚至还写错了。还好我找到了也参与这事件而没具名的叶青（任卓宣）写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经过》一文，才做了应有的补正。
有失望，当然也有喜悦，这种喜悦常是意想不到的发现。当我为报人管翼贤的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搞得焦头烂额之际，突然在台湾早期的一本杂志看到一篇《抗战前故都的新闻界》的转载文章，映入眼帘的作者的名字是“李诚毅”，那不是和管翼贤一起办《实报》的？由这篇文章我再追踪，得知李诚毅后来到了香港，并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他的回忆录《三十年来家国》，我在“中研院”图书馆找到这本由香港振华书局出版的绝版书，摩挲着陈旧昏黄的纸页，往事历历，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当然在这之前我就找到与管翼贤有多所交往的报人龚德柏的《回忆录》，龚德柏说有一天在汉口王芃生处，王芃生拿出一件香港电报给他看。龚德柏得悉管翼贤在香港与日本新闻记者有接触，即断定他有投敌之意。而王芃生当时是驰名中外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有“日本通”之称，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中统”“军统”外的第三个情报单位，其消息无疑是可靠的。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许多细节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例如梁鸿志抗战胜利后被捕的经过，许多书籍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从后来他在狱中写给女儿梁文若的遗书看出，他是被黄秋岳的弟弟，也就是他的侄女婿黄竹生所检举，而通报任援道的。任援道在“维新政府”时是梁鸿志的部属，抗战胜利后他亮出了“牌子”，说他是军统派出的潜伏人员，所以没有当为汉奸，但军统要他把汉奸一个个“咬”出来，因此他认为黄竹生与梁鸿志有姻娅之谊，遂逼迫黄竹生“交出”梁鸿志躲藏的地点。而至于梁鸿志被关入“楚园”，甚至提篮桥监狱，许多书籍都没描写到狱中的细节，作为一个诗人，他在狱中写下许多诗，也与同因附逆的诗人赵叔雍多所唱和，而金雄白、孙曜东诸人与梁鸿志也关在同一监狱，他们都留有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与梁鸿志的遗诗合看，才能还原历史的场景与当时梁鸿志的心境。
最后要感谢董桥先生，我在写朱朴一文，引用他的资料，后来董先生看了我发表在上海《书城》的拙文后，在其《文窗札记》文中写了一段话：“朱朴旧事：六年前写张大千《归牧图》，我写了一点张大千与朱朴朱省斋的恩怨。前夜读蔡登山的《朱朴与〈古今〉及其他》，梳理省斋一生事迹非常详细。早年林海音先生跟我说起过蔡登山，说他用功得很，整理旧人旧事资料最周全，从此，报刊上一见蔡先生文章我必读。他这篇新文文末引了我的旧文，也引沈苇窗先生的《朱省斋伤心超览楼》。沈先生说省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都回过上海也去过北京，还在北京遇见瞿兑之。瞿先生晚年境遇不佳，家藏一幅齐白石超览楼长卷四百元人民币卖给省斋，省斋大喜，在画上钤了收藏印，想着此画到港可值万金。不料，回港路上长卷给深圳关员搜出来，说他盗窃国宝，罪无可逭，准备法办，赶忙托人缓颊，终于没收了长卷放了人。省斋经此一吓竟得怔忡之疾，一九七○年六十九岁殁于九龙寓邸。此事我和南宫搏先生在《大成》编辑室听沈先生说过，那篇《伤心超览楼》我反而漏读了。”董先生对字画文物深有研究，对掌故逸事又多所博闻，岂晚辈所能及哉！先生之言就权当长辈对我的勖勉与鼓励，心中还是由衷的感激！
感激的还有学者张晖先生及李今女士，因为他们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及《穆时英年谱简编》，翔实丰富的资料，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把臂入林的方便。笔者在写龙沐勋及穆时英之文，便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另外，还有文友秦贤次先生、黄恽先生、黄岳年先生，是我经常请益的对象，他们也不时地提供相关的资料，让我在写作中能突破瓶颈，在此都要感激的。
遮蔽的记忆需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才得以明白。本书仅是就其中的一个小小议题，试图去梳理，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广泛的研究。前路漫漫，就当它是个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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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林海音先生跟我说起过蔡登山，说他用功得很，整理旧人旧事资料周全，从此，报刊上一见蔡先生文章我必读。——董桥
他叫蔡登山……其实除了“出版人”，蔡登山还有“文史学者”、“随笔作家”、“电影人”等身份标签。如果要他做一番“自我定义”，他会说：“我就是一个有‘史料癖’的人。”——《澎湃》
作者擅长清末民初掌故，著作颇丰。——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