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到2017年，中国高考制度实行了四十年。高考制度恢复的四十年，多少青年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的师生采访了二十五位南京大学77、78级校友，记录下他们的高考记忆。从决定恢复高考到参加考试时间很短，有些学生就是两三个月的复习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重新捡起已经中断了几年甚至十年的学习对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中发生的好故事不胜枚举。
1977年，随着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黑暗与混乱终于退场。中国向何处去？
1977年10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在无数人彷徨的身影中，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中国，一度前途灰暗的青年人看到了希望。1977年12月，全国各省十三届高中毕业生——570万人涌向了高考考场，踏上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征途。1977年的寒冬，考场上却散发着郁郁勃发的生气，数百万考生正在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着未来的轮廓。第二年春天，27.3万大学新生踏入大学校园，在高校停止招生的十年寒冬后，终于等到了春回大地。1978年9月，新一轮的高考再一次拉开帷幕，前后两届共1000多万的考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
从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之中，我们看到伟大民族一步步走向复兴的艰难轨迹，看到高考制度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正义与催人奋进的巨大精神能量。能够在当下记录这个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是一代生在红旗下，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的幸运，也是时代给予我们馈赠。
前言：一场无声的革命，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武黎嵩
1977年，随着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黑暗与混乱终于退场。中国向何处去？在无数人彷徨的身影中，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中国，一度前途灰暗的青年人看到了希望。13届，570万人涌向了高考考场，踏上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征途。
1977年的寒冬，考场上却散发着郁郁勃发的生气，数百万考生正在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着未来的轮廓。第二年春天，273000余名大学新生踏入大学校园，在高校停止招生的十年寒冬后，人们终于等到了春回大地的一天。1978年7月，新一轮的高考再次拉开帷幕，前后两届共1000多万的考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
40年过去了，昔日少年如今两鬓斑白，但40年的风雨中，他们始终和社会的进步血脉相连。如今，他们依然是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从1977到2017——40年风雨兼程，高考记忆不断变化，但时代赋予它的特殊意义却未曾褪去。我们站在当下，回顾40年前的风雨，聆听南京大学老一辈学者讲述他们风华正茂之时的意气风发、艰难苦恨，记录整理他们在1977年、1978年踏入南大校园的故事，形成了我们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高考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口述历史项目。自2016年6月以来，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的师生采访了19位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校友，且在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教授、研究员，记录下他们的高考记忆。同时，向十位毕业于南大、在各地工作的校友约稿追忆其高考前后的生活。
我们从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之中，看到了我们伟大民族一步步走向复兴的艰难轨迹，能够在当下记录这个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时代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
“十年浩劫”中的学习生活
七七、七八两级高考生的构成，可谓中国教育史的一大奇观，其中不仅有应届生，更多的是那些“文革”前、“文革”中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因为“十年浩劫”的缘故，高考于1966年停止，中学毕业生因缺乏足够的升学通道而大规模堆积。因政策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下乡插队的知青，虽然部分人通过招工、招干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或干部，但这与他们预期的人生已经大不相同。
童星老师是“老三届”，与那些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学生不同，在“文革”开始前，他本已做好了参加高考的准备，但“文革”的爆发却令他的升学计划推迟了11年。谈及这一段经历，他感慨万分：“‘文革’对我的影响，这个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他解释道：“一开头我们是被当作‘红卫兵小将’，利用完之后就一起赶下乡了，这就导致我们对‘文革’那一套东西信仰的破灭。到了农村之后，就面对现实的生活了，以前那些高调的东西都没有了。”
童星老师回忆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在1966年，大概是11月，我也去过一次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之后我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下乡之后，先是种田，当农民，搞了3年；后来到公社的供销社做临时工，供销社临时工按照现在的讲法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做了大概有3年，后来正式招工，身份就成了工人。成为工人之后又被县委、县政府借调去，也是中国特色，叫‘以工代干’，就是工人编制当干部，大概又干了3年。在农村连头带尾10年，实际上待了9年，1968年10月下乡，1977年底考上南大，1978年2月入学。”童星在农村扎根，实际上，正如他所说，知青生活几乎已经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我是做好了在农村待一辈子的打算的，我和当地人结了婚，在读大学以前就生了三个小孩，所以我现在有三个子女、四个孙辈。我在南大留校工作以后过了几年，才想办法把我爱人从插队的农村调过来，此前则是分居两地。”
而文革开始时，龚放老师正在江苏省常州中学读高一。龚放回忆起往事：“当时我们年轻幼稚，头脑简单，只要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我们对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红卫兵的倡议举双手赞成，把废除高考作为‘教育要革命’的重大举措。除了高三的有些学兄学姐怅然若失外，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将会完全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从此就和大学无缘了!”
作为六八届毕业生中的一员，龚放老师因为要前往内蒙组成“建设兵团”抗击“苏修侵略军”的传言而热血沸腾，但要被派去苏北农场却令他情绪低落。他听从了几位“造反派战友”的意见，前往溧阳插队落户。他回忆当时的生活：“溧阳汤桥尽管属于苏南范围，但靠近安徽郎溪、广德，发展比较落后，生活也相对艰苦。我们咬紧牙关，把劳动当作‘艰苦但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的过程’。我的一个学长将这段话作为马克思的语录赠送给我，我也深信不疑并努力践行。我们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背汗，学插秧，学挑担，学着在稻田秧行间跪着耘田，撑着小鸭船夹塘泥。在生产队劳动了四年半后，我被抽调到汤桥公社广播放大站当线路维修员。我的工作就是爬电线杆或者栽茅篙，牵广播线。其实我有两份工作、两项任务：一项是登记在册、拿工资但户口仍在生产队的线路维修员；一项是帮公社办公室写材料、写通讯稿，完全义务的笔杆子——通讯报道员。尽管有时候改写稿子要加班加点，但与在生产队割麦插秧挑担子相比，毕竟劳动强度低多了，看书的时间也更多了。”饱尝生活的艰辛，他感叹道：“在真切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同时，我们真正想念在学校、在课堂读书学习的难能可贵！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重新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但是，上学深造，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吴稚伟老师是浙江绍兴人，由于父母都是驻守西北的军人，他随父母在西安生活。回忆起大学前的生活，他说：“我中学是在西安六中上的。高中毕业以后实行‘上山下乡’，我就跑到黄土高原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石槽公社的七生产大队，在那里待了两年。”知青的生活并不容易，他回忆道：“在农村我们必须要自立，我们还有地要种，当时公社大队是没有什么供应能力的。我们可以去生产队领粮食，但是副食要靠自己解决。所以那时副食对知青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少能够有知青自己种蔬菜、养牲畜。”
潘毅老师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76年曾经被贫农组长推荐上大学，但是最后还是与大学梦失之交臂。所幸，他在高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抓住了1977年高考的机会。“我高中的基础还是不错的。一方面我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的，我们这一届是‘不幸中的幸运’的一批人，我们高中入学在1972年，当时邓小平回来当副总理，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所谓教育‘回潮’。虽然也是天天学工学农，但是学校对课程教学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正好在这个阶段，就比较幸运，基础打得还可以。”他所在高中的任课教师都是下放的知识分子，他清楚地记得：“我的数学老师是清华的研究生，后来被下放；我的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是非常优秀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教师，虽然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但语文课讲得非常好；一位是从南京下放的教师，普通话很标准，课也教得很好。”“我在高中阶段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教学内容的深度也很不错。”
1975年，左成慈老师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他回忆道：“我去了当时城市郊区的东方红公社，城东大队第六生产队——现在叫崇川区钟秀乡——城东街道六组的蔬菜队。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一个普通职员的孩子，基本上招工、返城、参军这几条路都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死心塌地做一个农民。”那时，他甚至有些悲观，“我做梦也没有想高考这件事，甚至夸张一点说，那时候连笔是方的还是圆的都已经快要分不清了，连领取年终结算的时候我们都是按手印，不再签名了。”
陈谦平老师高中毕业后幸运地留在城里就业，被分到了南京金属工艺厂，就是现在老字号——宝庆银楼。“我们那一批一下子就进了三四百名青工，经过近一周的培训，让每个青工做一个戒指，由十个老师傅每人先挑选一名大徒弟。这十个老师傅早先在宝庆银楼很有名气，当时都六七十岁了。我有幸被余松鑫师傅看中，成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这十个人后来成为设计人员或生产车间的班组长。我之所以被相中，主要是有绘画的基础，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精美。”
突如其来的喜悦与惶恐
回想起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老师们还会感慨地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来形容。左成慈老师道出了许多考生的心声：“大概是在1977年的10月，社会上开始流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说法，但当时的我并不敢相信，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怎么可能谁都可以高考了呢？”张立新老师则是从制度上怀疑消息的可靠性，他说：“当时我们也不敢相信，因为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知青下放满两年，才有资格推荐到工厂、军队或者推荐上大学。我们当时两年还没到，也没当回事，就想着以后推荐不上的话就算了。”
老师们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主要是通过听广播和熟人相告。据陈仲丹回忆：“1977年下半年，我在做民办教师，去邻近的广洋中学参观访问。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个广播，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高考一九七七》那个电影里一样。”而潘毅老师则代表了一部分正在生产队中劳动的下乡学生，他是干着农活得知高考消息的：“我确切知道要高考，应该是在当年的9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在收完水稻的田里种麦子，一个高中同学也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他过来找我，说确定马上要高考了。”
恢复高考固然可喜，但是考生们对于报名资格却又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疑虑，其中也有很多老师担心着自己的出身问题。贺云翱老师因为自己的“成分”曾被迫放弃了很多机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过一些机会，比如进部队……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他家成分不好’。之后县里的文化局也来要过我，作为写文字的人去剧团什么的，后来也是说我成分不行不能去。”所以，“高考的时候特别担心政审， 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而且，当时社会对于恢复高考这一消息还是存在争议的，在宝应参加考试的童星老师就表示：“社会上‘左’的风气还没有扭转过来，比如江苏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极力批评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决策，称之为邓小平‘右倾’路线的又一次‘复辟’，认为应该保持原先由工农兵推荐入学、不考试的做法。”最后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为考生们提供宽松的政审环境，让大部分考生能够顺利报名考试。
在经历了疑惑和挣扎后，考生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报了名，但是距离考试只剩下一到两个月，紧张的复习时间让不少考生心生焦虑，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考生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因为几年劳动，许多知识已然忘记，而当时又鲜有复习资料的困窘。黄卫华老师回忆说：“虽然我一直当教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记了，我就参加了我原来高中举办的复习班，这样通过复习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也不敢完全裸考。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得很简单。像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把我姐姐的书拿出来看才学会的。她是‘文化大革命’前上的初中，内容比较全。我不会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数学知识实际上我是自学和在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学的。”
当时除了自学，还有大量老师自发开设的补习班，无偿地为考生助力。张捷老师表达了对这些老师的敬意和感激，“我们补习班的老师都非常和蔼可亲。那个时候春季，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听课，还有同学不是正式补习班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隔着窗户听，周祥昌老师看到了就说‘那个同学你进来听吧，你进来没关系的’，还有个教化学的胡老师，女儿刚刚不幸意外病逝，仍然按时来帮我们上课补习，大家也是感动和感谢不已。”
对备考生而言，另一大困难就是他们本不充裕的复习时间还要分很大一部分给当时正在做的工作。吴稚伟老师道出当时一些对于参考生的劳动要求：“什么样的知青可以报名高考呢？就是必须要挣足够的工分，工分是在农村参加劳动积累的一个分值，所以我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复习。”即使当时有政策依据可以请假，但因为农忙的劳动力需要，许多考生只能选择放弃，龚放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是在职职工报考，允许请假半个月复习迎考。但是我在公社广播站工作，那年恰逢大旱，不少地方河沟见底，无水插秧，必须几级电站接力，提水、翻水。我奉命到开渠引水工地上去牵喇叭，搞广播，编《抗旱火线战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向领导提出请假，即便提出也根本不会获准。所以要看书复习，只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他们还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最后的冲刺。吴稚伟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复习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农村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当时我们生产队总共有七个知青，我们四个男知青住在一起，复习的时候有两盏煤油灯。但是，我们有个知青，他考音乐类，单簧管，他练习乐器的时候非常吵闹，我们三个人就没法好好复习。所以我们三个知青用一盏煤油灯，另外一盏就让他端到厨房去练习单簧管。”而龚放老师则是在公社的办公室复习：“因为到处用电紧张，为了保证抽水、翻水用电，即便公社办公室也都点煤油灯或者蜡烛照明。天气很热，蚊虫也多。我就打一桶井水，将双脚浸泡在水里，这样一则可以解暑，二来蚊虫也咬不到腿脚，就这样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做题。”
正如贺云翱老师所言，考试主要还是靠平时的积累：“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贺云翱老师的高中班主任）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因为我是1974年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的，我们的复习主要是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看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经过短暂的复习之后，老师们或自信或忐忑，走向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地方。周沛老师回忆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进入考场前的一些场景。考生有兴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晕头转向的。我记得还有人忘记带准考证，骑车回去拿。当时我作为考生年龄还是比较大了，因为当了五年兵，都二十几岁了。外面一些应届生在背作文、背历史、背地理，当时觉得人家真了不起，自己就傻乎乎地进了考场。我还怀揣了一个包子，因为我容易饿，饿了会发抖，我是带着包子进考场的，后来由于专心答题，忘记了饥饿就没吃。当然，估计真的要吃的话，监考老师会不允许的。”
而陈红民老师回忆高考，就讲到自己难忘的“忘带准考证”的经历：“考试的第二天下午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我不知为何做了一个极为冷静的决定，先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那位女老师很爽快地说，没有问题，我认识你，前面三科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看我答卷。这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居然考了92.5，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更巧合的是，多年之后，我在另外场合下遇到这位女老师，她竟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的太太——窦老师。理所当然，她是我的师母。”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天助，是耶，非耶？
谈到高考题目，老师们普遍认为不是太难，但是仍然有区分度。除了数学、语文、政治，文科还要考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黄卫华老师说：“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400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它的都可以。我是化学好，化学50分，我那50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90多分，语文大概80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师去批卷子，他知道我的文风，所以他一看就猜是我的。他回来就告诉我‘黄卫华，你这次语文，理科生能考到80多就不错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300左右。”
张红霞老师谈到七七年第一次高考，难免有些遗憾：“我那天进考场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怕考不好。拿到卷子又觉得题目太少、太简单了，所以大概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做完了，可我就是没有看到反面那一行字，也没想到反面还有作文题。”语文本来是张老师的强项，但是因为漏写作文却拖了后腿。“我交完卷到了门口，我突然觉得我一定错了，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我就看坐在第一排的考生，我突然感到那是在写作文。我马上问老师：‘老师，是有作文的吧？’这个老师现在告诉我：‘有啊，你自己怎么没看到。’我当时就哭了，说：‘我又没有作弊，我能不能现在进去补做？’她说：‘不可以，这是考场纪律问题。’那一年，像我这样作文漏做的，据说整个淮阴市一共有十七人。”
由于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和招生工作都略显仓促，加上考生对于高校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不了解，其中也有不少“历史的偶然”。
录取的时候，老师们也多多少少遇到些意外。谈到填报志愿，陈仲丹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学历史是很偶然的，那时候志愿是用毛笔抄在公社墙上的，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这几个。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了，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我也不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而且肯定也能上，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错了，本来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了，我一看学文字，那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肖敏老师回忆：“那一年高考，各单位准备时间很短，就很混乱。录取的时候听说是各个高校在招生办‘抢’档案，谁抢到算谁的。本地的学校可能抢得比较厉害，就把一些本地的考生给抢了。七七级录取时间紧，没太有规则，七八级录取时就有规则多了，就是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样。我当时是被徐州医学院录取了，但我根本就没有申请医学院，它把我的档案拿到了，然后就问我，医学院你愿不愿意来，因为我不想学医，所以就没去。”
吕效平老师也谈到自己遇到的两个很大的障碍：“一个是南京市教育局规定，所有公办老师只许考中五个人，因为那时候在南京的中学做老师的知青很多。如果允许他们考试的话，他们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都会考走的，这样中学就会严重缺乏老师。那时候的概念就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利益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事业。所以南京市教育局发了这个文件，我考了第四名，这样我就有机会上了。还有一个障碍，政治考试满分100分，我考了93分，因为我《毛泽东选集》学得好，他们那个考试主要就是《毛泽东选集》。分数登记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政治怎么能考到93，就给我填了63。南京大学的录取老师是外文系的几个老师，一看我说南京大学没有拿到我材料，我说不可能，我考得非常好的，然后他们说你政治不行，我说政治尤其不可能不行。然后我姐姐在外文系，我姐姐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已经在学校做老师了，他们说我给你查分，结果卷子一看拿出来93分，登记63分，差30分。”
人们的境遇，有如此偶然的影响，然而偶然之中，又蕴含着多少必然？
序| 001 朱庆葆
前言:一场无声的革命,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001 武黎嵩
口述编 在希望的田野上
———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校友的高考口述
时代成就了我们| 003 贺云翱 口述
居处水乡,龙门一跃| 025 陈仲丹 口述
时代弄潮儿| 037 周 沛 口述
从首饰工人到大学生| 047 陈谦平 口述
什么时候奔向梦想都不晚| 059 龚 放 口述
我要把书读到底,看看是个什么样子| 073 潘 毅 口述
我们为什么而做学问| 081 童 星 口述
从代课教师到大学教授| 093 黄卫华 口述
从大学梦碎到大学梦圆| 109 丁柏铨 口述
从种菜知青到博士教授| 123 左成慈 口述
改变命运的选择| 131 张立新 口述
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 141 周同科 口述
两次高考,一生奋进| 161 陈红民 口述
理想是船,高考是帆| 171 张红霞 口述
三十年的轮回| 187 肖 敏 口述
燃起梦想,照亮了希望| 193 吴稚伟 口述
高考赐予我那数学之外的礼物| 201 冒 荣 口述
知识饥渴时代的学习| 209 张 捷 口述
十六岁上大学| 223 秦亦强 口述
追忆编 追逐命运的曙光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七七、七八级校友的高考追忆
苦等录取通知的煎熬| 235 陈益民
我亲手撕毁了一件独一无二的文物| 239 管永星
懵懵懂懂的高考经历| 243 胡友祥
准考证中的难忘岁月| 250 李友仁
抓住命运的一线曙光| 253 陆 华
花甲之年忆高考| 259 孙 鸿
五兄弟见证高等教育史| 265 王虎华
蜜月里新娘送我上大学| 268 徐瑞清
我的高考传奇| 275 杨冬权
终于挤上了末班车| 289 郑会欣
后 记| 295 单雨婷
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困难，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击、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弃，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这样内心才能经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导 贺云翶
回顾七七级、七八级这两级人的前半生，我有一种感慨：理想是船，高考是帆，改革开放是东风。虽然我们基础差、起步晚，被社会嗤笑为“没有大师的一代”，但我们的心中仍然充满理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虽然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但耕耘不辍、壮怀不已，憧憬着我们这些小草有一天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 张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