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医改：政策试验与卫生治理》：
作为个体参与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企业家在卫生政策试验议程设置、政策创新、政策变迁以及政策评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改变基本的激励机制是卫生政策试验的前提。②因而，如何让各类政策行动者从政策试验中取得红利是需要特别考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体制是稳定的，政策也是延续的。这有利于试点取得的经验顺利转化成政策，完成从点到面的推广，进而进入中央层面视野范围完成顶层设计，从而为卫生政策试验提供了前提条件。按照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③，在指标、焦点事件、现有政策反馈、个人和媒体等因素的作用下，卫生治理“问题流”沿着问题形成、问题升温和议题确立的路径前行。“备选方案流”沿着卫生政策设想产生、发展、最终形成和递交卫生政策提案的路线发展。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体制的架构，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其中，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群众路线的领导制度是保障公共权力在公共决策中有效运作的制度性因素。④基于这样的卫生体制的政策议程，在明确的执政路线、决策者共识以及公众情绪等因素的作用下，“政治流”容易逐渐沿着适宜卫生政策议程确立的方向演进。
产生良好治理效果的制度和规范通常是内生的，但也不排斥对历史经验和他国实践的学习。卫生治理也是如此。实现好的卫生治理，治理者一方面需要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实践中演化出新的制度和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实践。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卫生治理经验非常丰富，在卫生筹资、卫生服务、药品供应等方面探索了各种可行的经验、方案，形成了理论上完备的政策方案谱系。在这些完备的、成谱系的政策方案中，究竟哪一种政策方案适用于哪一个领域？各级地方政府的试验一般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方案，由于中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国家，这些政策方案多数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的经验范围，也就是说，有现成的理论方案可循。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政策选择，即在卫生领域各个子体系分别选择适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方案，亦即某个国家的经验。如卫生筹资领域选择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方案而不是英国的税收筹资方案。这些单领域政策选择可以较好地实现中间目标。比如，在医疗领域，在新医疗技术的支撑下，并在物质刺激和经济激励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目标；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建设完成后，卫生服务提供的获得性相应有了提升。在医保领域，在政府主导下，三项基本医保制度的建立，迅速提高了医保的覆盖率，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在医药领域，在全民医保的建立和财政投入增加的刺激下，原本就市场化程度高的药品流通领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幅度增长，药品的获得性也就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不过，政策选择却一直不能有效实现最终目标。比如，健康目标虽然有所提升，但相对于投入的力度显得性价比极低，医疗费用不断飞涨，医保基金亏空压力不断增加。而效率方面，卫生服务提供大量增加可能是之前的需求释放，也可能是与大健康的目标相反；少生病对于医院来讲效率降低，却是健康的最终目标；同时个体效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效率得到有效增加，产生了“病人越看越多”的悖论。也就是说，政策选择未必是实现卫生治理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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