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为全世界知名的神经心理学家之一、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里佐拉蒂，作者从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谈到学术研究生涯以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过程与未来发展，内容丰富，逻辑性、可读性强；
2.本书以访谈录形式展开，提问者的提问能够代表普通读者对神经心理学的疑问和兴趣点，科学家的解释也相对通俗，平易近人，包罗万象，涵盖了神经科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艺术等多方面领域；
3.设计师精心打造，以镜像神经元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猴子为设计元素，有趣又有深意。精装小开本，专色印刷，内封压凹设计，封面使用带纹路有质感的特种纸，内文采用优质轻型纸。
本书是意大利知名记者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里佐拉蒂的谈话录。内容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让读者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窥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
镜像神经元是存在于人类大脑的一种细胞，是“共情”这一生物机制的基础。这一发现解释了人类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原因，包括我们的认识方式是如何做出改变的以及我们的感知、行为和语言的变化等。后来的研究还发现，这一机制对社交障碍的治疗也有极大帮助。
神经元机器
——安东尼奥·尼奥利
我以前一直认为，大脑实际上等同于一个储藏思想的容器，我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对接收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能够辨识的综合形式——直到我认识了贾科莫·里佐拉蒂教授，并和他一同讨论了构成这部作品核心的一系列问题。我所说的观点已经太过陈旧，忽视了神经科学领域已经发展出的很多重要内容。近些年，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技术和其他脑成像技术的帮助下，神经科学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曾被科学界排斥在外的学术热情与希望被重新点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镜像神经元的发展也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篇对话的主角并不轻视科学主题以外的好书，只是将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神经科学研究。贾科莫·里佐拉蒂，多次斩获国际荣誉，是近三十年中革新了脑科学的精英科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证据能够表明，镜像神经元存在于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中，经过广泛的讨论后，这一理论最终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不过当时没人能预见到，理论在大众媒体间也能得以广泛流传，或许哲学家和艺术家对其起到的宣传作用同样功不可没。
这本书也验证了我凭第一印象做出的猜测：里佐拉蒂和他的团队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一直保持着高度理智的态度，绝没有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我们不妨明确地道出这一点：尽管伟大的印度裔美国科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Ramachandran）甚至将镜像神经元的重要性与DNA 的发现相提并论，但镜像神经元本不是人类科学中一个崭新的关注点。
大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器官，留给人们探索的空间还很大。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帮助我们解读了大脑对外部世界进行反应的一些功能。人类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位于前运动区和布洛卡区（主管语言活动的区域），负责处理人际交往等关系的外部刺激，没有镜像神经元，不仅人类的认知不能发展进步，就连作为社会联系根基的各种集体观念也不会形成。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稍作思考：究竟是在何种机制的作用下，大脑让我们得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呢？在我看来，构成这些机制的基本元素至少有四个：语言、动作、能将别人当作同类看待的识别能力以及模仿力。首先，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动作和模仿力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其次我们才用语言来丰富并巩固各种感觉。
可以试着想象，在非常久远的年代里，地球上的不同地区同时出现了人类使用工具的最初迹象，这也是初等社会形成的一个象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具的使用成为产生模仿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得以进行模仿活动的可能性主要就来源于某种特殊神经元的存在。有了镜像神经元，人类才能通过模仿开始自己的学习过程。这样我们就能通过想象自己亲自体会的方式来“阅读”他人的行为，用这种方式达成人与人之间姿态与行为的共享，而在镜像神经元形成之前，这种共享可能根本不会存在，至少是很难驾驭的。
如果我们总是倾向于模仿他人，试图解读其行为，就可以据此推断：我们在观察他人时会将他人置换成自己，就好像在镜中注视自己。人们已经验证了大脑中镜像神经元出现的具体位置，它们从个体生命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从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开始跟随我们，一直到最复杂、最危险的现实世界，是我们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主要生理资源。换句话说，没有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我们就不会建立共情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为我们敞开了世界的大门，在很多情况下为我们的情感赋予了具体形态。
通过研究认知的变化来解读情感产生的来源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但这本书尽量避免了这些误解。我们每个人都会遭受痛苦或享受喜悦，全力参与或漠不关心，不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社交场合下，这些感情全凭我们的某个特定动作来展现。情感表现的首要功能就是在不同主体间创建一种联系或一种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情感不仅是一种能够制造崇拜或恐惧、团结或自私的因素，也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刻感觉的纽带。
再说得具体一些，一个感性和具有共情能力的主体是否也是理性或具有分析能力的主体呢？对此我们暂不做讨论。大脑中的一些区域在情感频率被激活的情况下可能会重新定义主体的角色，这一观点在人们的认知中还是占有一定分量的。如此看来，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德国哲学家，现象学流派奠基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考方向，此外或许还要加上他的学生艾蒂特·史坦茵（Edith Stein）的思想。我认为，在谈到神经科学话题时不可能忽视现象学哲学流派的贡献，现象学中的“Einfühlung”（移情）指的正是我们讨论的共情。
到底什么是共情呢？是一种没什么特殊作用的多余情感？是一种把自己和别人同一化的感觉？还是我们和互相观察的对象统一阵线的机制？里佐拉蒂将在谈话中触及这一问题的核心，给我们展示一种在人际交往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共情”：我知道你离不开我，因为我也同样不能没有你。共情是被完整编入我们复杂认知中的一项本能，社会只能选择激发或是抑制它。因此，那些在社会系统中表现出共情缺陷的人有权提出抗议，他们已经经受了很多艰辛与不公正待遇。新世纪可能被众多“负面情感”所推进，也因此，人类会呈现出愤怒、憎恨、恐惧与自私等情感特征。
试读：
我为何信任你
尼奥利：尽管可能未获得大众的认可，但这次精彩的研究历程还是对神经生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你们的研究是如何转向镜像神经元的呢？
里佐拉蒂：是努力的结果，也是命运使然。在帕尔马和比萨的时候，我的兴趣点一直在视觉的生理学方面。于是，当发现猴子的运动皮层会对视觉刺激做出反应时，我们想，运动系统可能也会采取和视觉系统相同的工作原理，所以我们试图去解释每一个神经元传递的信息的意义，试图理解它们想要传达的东西。此外，这种方法也是休伯尔、威泽尔以及格罗斯采用
的，他们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了视觉区域神经元的功能特性。研究视觉系统需要动物保持静止，50年代做实验甚至会将动物麻醉，这样实验结果才可信。新研究有一点差别，转到运动系统研究上时，就需要动物处于活动状态。
所以那时我们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引导动物进行简单的动作，以此来研究它们的运动学特征和其他纯运动方面的特性，就像“正统”的运动学研究者那样；二是采取“异端”的方法，也就是我们最终选择的那条路，这个策略也成功了。我们给猴子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运动环境，观察在什么情况下它们的神经元会兴奋。除了盯着食物，它们还会观察我们将食物拿起并递给它们，甚至会反过来将食物送入我们口中。这些相互行为是我们开始研究社会条件下运动系统机制的基础。
尼奥利：镜像神经元是如何被发现的？在你们的实验中占了多少分量？
里佐拉蒂：我们此前已经发现了规范性神经元，正试着深入研究其功能的时候，惊喜出现了。第一个惊喜是，当我们给猴子提供食物的时候，一些神经元竟然在猴子观察我们取食的时候兴奋了。第二个惊喜是，能激活这些神经元的有效行为并不是随机的某个动作或运动，而是能在猴子亲自完成时激活同样神经元的那些动作。比如，当猴子抓取一个物体时一个神经元会被激活，当实验员拿这个物体时猴子的相同神经元也会“放电”。要知道，我们这时并未控制猴子的行为条件。
研究斯金纳式的机制时，我们更偏向于个体生态学方法，这样能得到很多不可预测的成果。
有了这些最初的观察，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严格控制条件的实验，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检验了一遍又一遍，得到的总是相同的结果⸺有一些神经元既会在猴子完成动作时激活，也会在观察实验员完成相同动作时激活。因此，我们称这些神经元为“镜像神经元”。
尼奥利：你们的这一发现是如何改写运动系统概念的？
里佐拉蒂：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一直认为大脑皮层中的运动区域进行的只有执行功能，也就是行为动作的“制造者”。总体上，我们认为皮层组织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感受区内分析刺激；第二阶段，将感受区内加工过的不同的感知类型联系起来；第三阶段，执行动作。
尼奥利：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感知、认知和行为三个阶段，在这个三步中，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里佐拉蒂：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到运动系统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动作”只是实施者简单的位移，比如通过手等部位去实现，而运动行为则需要借助复杂的神经交叉系统才能去抓、推或拿住一个物体。二者差别相当明显。上面提到的这种经典模式是以一种近乎机械化的观点来看待运动皮层的，忽略了其复杂性。运动皮层有一个功能划分的结构，可以解读运动的目的性。
尼奥利：你的意思是，其实不存在先后顺序？
里佐拉蒂：不是，肯定存在先后顺序。当一个决定下达之后，运动系统，包括皮层的区域，会向肌肉下达指令。我们要更新的观念在于，“先”进行的步骤中也用到了前运动区。这里我想引用一段马克·让内罗德的话，他在2004 年写道：“没有运动系统参与的简单视觉感知只能决定行为者运动的视觉层面描述，不能为该行为的内在组成部分提供精确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我们理解行为本质，即行为的目的与实现方法的重要一环。”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了运动系统的参与，我们才能理解他人的行为，就好像我们自己也进行了该行为一样。这才是完整的理解。
尼奥利：这就是你所说的“运动理解”吗？
里佐拉蒂：是的。对一个行为的理解不能只通过视觉和智力来完成。智力水平已经预先写入行动中了，是运动系统去进行理解的。
尼奥利：为什么将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归为运气好呢？
里佐拉蒂：我们的好运在于镜像神经元确实存在。如果不存在，我们显然也不能发现它们。不过，运气的成分也很重要。首先，我们已经创造了发现镜像神经元的条件。其次，我们拥有描述未知物的勇气。如果在面对出乎意料的发现时说“真奇怪呀，或许我们应该不去管它……这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声誉”，那一切就都完了。
这是一个自我评估的过程，我在比萨时学到了这一点。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卡鲁·埃克尔斯（John Carew Eccles）对我说过：“如果你相当确信你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就应该进行发表，并坚持你的理论。你要去解释你的想法，即便别人可能会提出批评意见，但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正是凭借着这样的鼓励，我们才决定发表关于镜像神经元的实验数据。
尼奥利：在这项事业中，你的合作者都有谁？
里佐拉蒂：那几年里，我拥有一个相当杰出的团队，成员包括卢西亚诺·法迪加（Luciano Fadiga），莱昂纳多·弗加斯（Leonardo Fogassi）以及维托里奥·加雷斯（Vittorio Gallese）。最初，朱塞佩·迪佩莱格里诺（Giuseppe Di Pellegrino）也在，不久后他拿到了奖学金，启程前往美国。团队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这些成员能力都很强，还在于我们能够彼此互补。法迪加的技术能力非常值得敬佩；弗加斯的观察能力十分惊人，几乎是“精确”的化身；加雷斯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了不一般的热情。这次合作也成为跳板，让所有人在此后的事业中宏图大展。
尼奥利：在整个国际背景下，有没有人自发地对这个主题表示出兴趣呢？
里佐拉蒂：神经生理学中类似的实验是由东京的酒田英夫及其合作者（尤其是村田哲）完成的。此外，我那时已经熟知阿尔文·利伯曼（Alvin Lieberman）的研究了，他在70年代提出假设，认为人们是通过运动系统来对语言资料进行理解的。利伯曼不被语言学家们所看好，他的理论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音素，就是因为我们也能重复同样的发音。否则又如何解释，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小孩，甚至计算机模拟的声音发出一个我知道的音节（如“ba”或“da”）时，我都会认为是相同的音节呢？利伯曼是一位物理学家，对声音的物质属性分析十分感兴趣。从这一角度看，男人发出的“ba”和女人发出的“ba”其实差别很大，就更不要说计算机加工过的声音了。如果“ba”的声调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能够辨识出这些声音？或者说将这些声音归纳为同一类呢？利伯曼的解释是，音节或一个音素所产生的声音刺激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相同的，是因为其激活的都是我们用来发出这个音节时使用的运动程序。
尼奥利：所以对一个音节的理解其实是运动系统在起作用？
里佐拉蒂：是的，在为听到的音节归类时是这样的。这种方式能帮助我们重构、理解听到的词语。不过利伯曼并不关心词语的语义，他研究的是我们对某些声音的感知，这些声音尽管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却被我们感知为同一音节。利伯曼的研究中最令我震惊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语言性质的声音并不会自动生效，只有与制造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时才获得语言价值。决定一个声音语音学特性的是其特殊的发音方式——通过口腔、颚、舌、喉等部位。然而，他的理论并没有引起同时代语言学家的强烈反响，还遭受了不少批评，但有些并不恰当。
尼奥利：可能将语言和运动联系起来让人们感到很奇怪。
里佐拉蒂：当然，但这种怪异是有坚强的理论支持的，就算是从进化的角度看也相当合理，尤其对包括我在内的相信语言起源于动作的那些人来说更是这样。只有到了进化的衍生阶段，词语才以交流的方式出现。
在发现镜像神经元以前，我们手中关于运动区域的数据表明，运动皮层中已经预先写有一个运动行为的“词典”。接着我们发现，运动词典也被我们用来理解他人的运动行为。这些数据的来源完全独立于利伯曼关于语言的理论，却又不谋而合⸺一个来源于其他个体的刺激会在接受者脑内经历一个与“运动词典”中已有词条配对、对应的过程。利伯曼研究的是语言动作，我们研究的则是目的性运动行为，比如“拿起一个苹果”。
神经元机器
“元”起
身体、灵魂和言语
猫与猴子的时代
我们如何掌握事物
我为何信任你
意识与自由
情绪的状态
生命力形态与自闭症
缄默的孩子及他人之谜
若我像你那么做，我就成了你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