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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一章 皇帝的教科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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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特殊的读者</p>
<p>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堪称世界之最。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中，影响最大的两种是《史记》和《资治通鉴》。一般学者都会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个人认为，《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要比《史记》更大。为什么？因为《史记》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局限在史学领域内；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史学领域。</p>
<p>何以见得？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畅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写作一部书，首先必须要考虑清楚的问题是，这部书是写给谁看的。根据这一点再去思考，该如何选择题材，如何针对这些读者设计编写。这是著作成功的前提。梁启超所举的成功典范就是《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预设的读者群非常特殊。梁启超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p>
<p>梁启超的这段评论非常到位。《资治通鉴》由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大学者司马光“领衔”主编。司马光在编写之前，就已经预设这部书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的选材，必然是围绕着一个皇帝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国家大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展开的。</p>
<p>《资治通鉴》如何谈皇帝的基本素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国时代的刘备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在介绍刘备时，说这个人“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资治通鉴》卷六十）。胸有大志，但平时话不多，喜怒也不会表现在脸色上，说明城府很深。这句话说明刘备具备一名创业型政治领袖的基本素质，首先有远大志向，其次是性格稳重、深沉。《资治通鉴》这样介绍刘备的依据，来自于记载三国历史最权威的著作《三国志》。但我们仔细对比《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会发现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把《三国志》里介绍刘备个性的话读全，它是这么说的：“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三国志》卷三十二）这里的先主指的就是刘备。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资治通鉴》对刘备的介绍，是取了《三国志》的后半句，“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并且加上了“有大志”这一点；《三国志》介绍刘备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句话，被《资治通鉴》删除了。</p>
<p>司马光为什么这么处理？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性格各异，既有常人所不及的优点，同时也都有些瑕疵或缺点。刘备因为有超常的个人能力，即便爱好声色犬马，不喜欢读书，最后也能取得很可观的成绩。但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不是单纯地复述历史，而是要把历史作为兴衰成败的借鉴，供后来的皇帝参考。有很多年轻皇帝，继承了祖辈的事业，却不知创业艰难。斗鸡遛狗，奢华艳丽，不用教，天生就会。缺乏的正是胸怀大志、沉稳处事这些对于皇帝来说更为重要的素质。所以司马光认为，刘备这个人物，值得突出的是“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而不是喜爱声色犬马。这正体现了《资治通鉴》最重要的预设读者群是以后的皇帝们，它编写、处理历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皇帝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p>
<p>关于刘备的介绍只是很小的一个侧例，《资治通鉴》中有更多更为重要、更为深入的政治参考意见。因为有帮助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样一个特殊目的，所以《资治通鉴》的取材也是非常讲究的，并不是所有历史主题都会出现在这部书里。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只选择那些关乎国家兴衰成败、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予以记录。其中有值得后世借鉴的善政，也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的恶政。《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由司马光编书时的皇帝宋神宗起的。为什么叫《资治通鉴》？宋神宗说，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以帮助当前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资治通鉴》的目的要落在这里。</p>
<p>从这个目的出发，《资治通鉴》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方面，可以说是所有历史典籍中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所以能成为后世帝王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这也是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史学领域的原因，它在政治领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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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二、成功帝王的类型</p>
<p>《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北宋建立之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其中牵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各种人物和政权的成功与失败，在这幅历史长卷中一一展现，这当然是一个丰富的政治经验资料库。如何归纳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智慧，如何利用这个资料库，角度有很多。既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帝是最重要的角色，《资治通鉴》又是名副其实的“帝王教科书”，那么解读《资治通鉴》，也可以从分析皇帝开始。</p>
<p>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到宋代建立之前，出现过二百五十多名皇帝或重要的割据政权领袖，如果再算上战国时代的重要诸侯，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皇帝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开创了某一个王朝的开国型君主；通过血缘关系继承父祖皇位的继承型君主。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细分。比如开国君主，在完成创业之后，他的主要职责必然转向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转型成功的，有转型失败的。针对不同的成败案例，《资治通鉴》都会采取独特的视角予以述评，我们可以各举一例。</p>
<p>先说转型成功的开国君主，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其中的代表。《资治通鉴》从第三十八卷开始记载刘秀的事迹。自公元15年起，刘秀召集兵马，打出旗帜反对当时称帝的王莽，从此开始了创业过程。期间，刘秀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昆阳大战。这场战役中，刘秀以八千非正规军，击破王莽派来围剿的十万大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在整个消灭王莽、平定割据、建立东汉的过程中，刘秀在用人、谋略以及他自身的为人上，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写一本普通的刘秀传记，一定会突出他的这段历史。但《资治通鉴》对刘秀的关注却不在这里。</p>
<p>《资治通鉴》的关注点在哪里呢？公元25年夏天，刘秀开始称帝。秋天，刘秀就求访到一位名叫卓茂的长者。卓茂早年曾担任过县令一类级别不高的官职。但这个人有一大优点：为人朴实忠厚，待人宽厚仁爱，做事从不和人争抢，口中也从无恶言恶语。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以这套行为方式来感化大家。古人程颐有云：“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当地百姓看到父母官是如此赤诚的一个人，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撒谎。所以卓茂任职的地方，社会风化都很好。刘秀听说这个人之后，就找到他，任命他为太傅，并且封他为“褒德侯”。太傅是当时官僚的最高荣誉头衔，属于“上公”，只有德望非常高的人才能担任。</p>
<p>我们来分析一下卓茂这个人物。卓茂虽然有很值得人们敬重的品格，但从影响力来说，并不算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因为他早年只是县令一类的低级别官员。他的直接影响力只能波及对他有所接触、有所了解的人，间接影响力可以扩散至他曾经管理过的地方。无论卓茂个人品行如何高尚，治理地方如何有成绩，但和刘秀消灭王莽、建立东汉比起来，只能算小人物、小事件。比他重要的人物、事件多得是。况且刘秀登基的时候，卓茂已年逾七十，修养在家，更不是一个能起很强历史作用的人。但卓茂的品行一旦被刘秀得知后，马上受到了朝廷的礼遇。从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刘秀对于道德风化的重视，然而一般人看这段历史，不会把它作为刘秀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对待。</p>
<p>显然司马光不是一般人。司马光不仅认为这是刘秀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并且把它拔高到影响整个东汉王朝命运的高度。在讲述完刘秀任命卓茂之后，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评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资治通鉴》卷四十）诚如司马光在评论中所说，刘秀刚登基的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国家也还没有统一，仍然有不少对皇位虎视眈眈的割据势力存在。在这种形势下，见重于世的必然是那些敢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懂得机诈权略的谋士。卓茂显然既不是猛将也不是谋士，他的忠厚在残酷的战争中体现不出价值。但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国家必然要慢慢走向治理。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看到卓茂的价值。卓茂的长处正是能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把老百姓管理好。因此，即便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刘秀还是抽出时间寻访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并对他高度表彰，为国家从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过渡而未雨绸缪，这是刘秀的眼光。但一般人对刘秀提拔卓茂这件事并不是十分重视。把刘秀的这一见识和行为拔高到东汉之所以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司马光的眼光。司马光从这件事中看到，刘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能认准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并能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一个开国皇帝要成功转型，这是必备的素质。</p>
<p>请大家注意，对提拔卓茂这件事的评论，是刘秀出现在《资治通鉴》中以来，司马光第一次对他的行为作出正面评论。刘秀创业过程中的基本事迹，《资治通鉴》当然也详略有度地记载了，期间名将数十辈，大小百余战。但对这些普通人看来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司马光不赞一词，等闲看过。司马光真正开始评论刘秀，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值得后世皇帝学习的素质，恰恰是以提拔卓茂这件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事件作为切入点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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