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生，河北涿鹿人。193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历史系读书，1944年考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主修美国外交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于1946年底回国，1947年9月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95年退休。
　　杨生茂教授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和副主任（1962-1964）、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校学位委员会成员（1985-1988）；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979-1986）、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1）、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1983）、美国《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1992-2000）、《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等。
　　杨生茂教授曾获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天津市“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教育工作者（1982）、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1990）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等。
　　美国史学是杨先生重点研究并有突出贡献的一个领域。先生凭他对美国史学的深入了解，在文章中为有志于此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简明指针。美国历史虽短，但有关美国史的著作和文章却浩如烟海，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未必能有所成。有先生的提示指点，读者就有可能逐步看到美国史学的概貌和主要线索。先生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中指出美国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独立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杨先生所厘定的标准，这三个阶段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分别是乔治·班克罗夫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威廉·阿普曼·威廉斯三人。先生分别写了长文介绍了他们的学说，并且认为把三位史学家联系起来就可以概括美国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先生另外还提到了两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和“一致论”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先生对两人虽然没有专门写论述文章，而只是在介绍班克罗夫特和威廉斯的文章中顺便提到，但其重要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先生认为再加上这两人，“美国史学的发展线索就更清晰了”。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众多。先生提出这五个人来，就是引导我们有目的、有选择地读书，可以先从了解这五位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开始。

　　《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那时候，南开大学是个小学校。学校也没有对教师采取过保障措施。学校附近和学校内稻田特别多，也种点儿荷花，都是地主的土地。每年八月十五分给教师一点儿稻米，很有意思。
　　“七七”事变前，南开大学没有历史系，1946年复员的时候也还没有历史系，那时是史地系，地理取消后，才变成了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开启或者说南开大学学校的开启，就是从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昆明办联合大学时，它的名声才起来。
　　我刚到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时候，学生少，教师多。尤其1949年，学生都随工作团南下了。我记得当时有16个老师，学生只有几个。那时候历史系的老师大都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留校的，质量好。
　　我并不是南开大学最早开设西洋史的教师，在我前面还有。最早的一个姓皮，叫皮民居，“七七”事变到南方去了，可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还来了一个，这个人后来到中央大学去了。我是第三个教西洋史的老师，是复员后文学院中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当时是讲师。
　　我当时对未来的工作也没有什么设想，就是教书。我曾经打算在南开大学待一年就到燕京大学新闻系。那时候新闻系主任去美国留学，结果没谈妥条件，没去成。中国大学找我去兼课，我没去。1949年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请我去办历史系，我也没去，恐有愧南开。所以，我一直在南开大学工作。
　　1948年我在津沽大学历史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课，每礼拜去讲一次课，骑自行车去，讲完课就走，为了生计，没别的。兼课就是要解决生活问题，那时候生活问题很累人，又加上小孩，维持生活，改善生活，没别的想法。兼课的报酬不是太高，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一说就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
　　1949年初天津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高兴。我是欢迎解放的人，非常欢迎，觉得中国是获得了新生。国民党那时搞不下去，中国糟透了。中国要好，就这一下子。
　　我在美国的时候关于共产党、苏联的正反两方面的书都看，也有自己的判断。国民党是腐败的，这不成问题。我接触过他们的儿女，腐败情况就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不念书，吃喝玩乐。所以，我感觉到中国有了新生。
　　我有两条信念。一条信念是中国要兴盛。这就是一个机会。解放军进城后，干部生活朴素，态度和气，跟国民党不一样。我有这种感性认识。我的另外一条信念是社会是进步的。我是学历史的，我自己深信，社会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种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的，中世纪时不会有。达尔文主义影响传到社会中来，就是进步、演化。这种进步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我认为封建社会是落后的，封建军阀是落后国家的象征。蒋介石是落后国家的表现，没有民族人格，对日本那样屈服，贪污腐化，对百姓欺诈，拉夫征兵，外国记者都说过这事。我说，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共产党带来了转机。我心情非常地平和，而且是一种期待的心情。
　　（一）初期世界史教学
　　1949年6月，我被全系教师公推为代理系主任。那时候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为什么把过去写的东西都烧掉了一一弃旧图新。我认为过去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连新民主主义都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新的。所以，那时候就跟着共产党走呗。共产党怎样号召，就怎样呗，至于个人……我就是学习呀！不光是学习，还有思想改造。那时候一天就是学习、思想改造、劳动。至于历史系怎么办，没想，而且也不会想到这事情。那种大的形势，那种大的变化，你想历史系能怎样。
　　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学习苏联，从高教部开始就是学习苏联。学习苏联有片面性，里面教条的东西也学习来了。我感到学习苏联有必要，例如世界史以前是不受重视的，1949年以后才成立世界史教研室，与中国史并列。要学习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外国的东西，必须先懂外国的背景，所以重视世界史。
　　列宁的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唤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被压迫民族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过去这种感情我有，但作为理论学习，没有。这些都是新东西。我感到这些东西正合自己思想吻合。那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学习、劳动，甚至到百货公司去当售货员，接近群众。
　　1949年我开设苏联史。当时开设苏联史课是高教部要求的。虽然我在加州大学时阅读了一些有关苏联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对我讲苏联史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好像两套系统。我上苏联史课时，只有一个学生。我说过，当时历史系没什么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和学生面对面坐着。其实，好多班都只有一两个学生，不单这个班如此。我讲苏联史，自己也不是完全懂呀，我讲的多半来自联共党史。我感觉在美国学的俄国史没用处，讲那不成，脱离现实太远了，而且有好多是白俄写的，观点也反动。高教部还要求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南开历史系得有人开呀。谁让你是代理系主任，别人不开，你就得开。讲什么？《国家与革命》啦，你说我懂？我也不懂，我也是现学。
　　1950年我曾任过察哈尔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个省是国民党时候几个人为搞政治地盘而划出几个县建立的，纯粹是人为因素。实际上，它太小了，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后来，它被一分为三，一部分划到山西，一部分划到内蒙古，其余的划给了河北，取消了这个省。我任察哈尔省特邀代表，是由我的老师发一封信特邀的。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是该省的省长，需要民主人士，于是就把我聘为特邀代表。特邀代表不只我一个，还有两三个人。我大概去了两次，第三次时就合并到河北省了，我就没有去了。去了就是开开会，也没什么。当时心情还是学习。
　　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很好的，是新鲜事。国民党也搞过参政会，跟这不一样。蒋介石搞参政会是为了应付美国。
　　回国以后，我没有什么后悔的感觉，就是那种思想，中国复兴，复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儿力量。我对于自己的家庭财产看得很淡薄。我认为土地不能集中，均分土地，公平合理，还是这么一种思想。你说我有点儿Utopian（乌托邦），还真有点儿Utopian。但是，我的思想波动不大。从1949年开始，有迎接新时代的思想，就感觉过去学的1日东西用不上，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的东西糅合起来，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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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自述
学习的历程（1985年）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一席谈——访历史所杨生茂教授（1992年）
在“庆祝历史所日本史／美国史研究室成立30周年”会上的发言（1994年10月13日）
与杨令侠谈1949年后的情况（1998年6月）
接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美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化：留美学人口述史”
项目采访（1999年）
杨生茂杨令侠父女关于美国观的对话（2000年）
杨生茂谈美国（2001年）
与杨令侠谈在美国的情况（2002年7月2日）
与杨令侠谈1949年前的情况（2003年）
接受超星采访（2005年1月1日）
在“杨生茂先生九十寿辰庆贺会”上的讲话（2006年8月12日）
接受姚玉民采访（2006年10月22日）
与王希交谈（2007年7月17日）
接受赵学功采访——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2009年6月23日）
与王珺交谈（2009年7月6日）
接受王希采访（2009年8月27日）
与韩铁交谈（2010年3月7日）
接受曹新群、刘合波采访（2010年3月10日）

随笔
谈天、谈地、谈自己
认识美国、研究美国
听、观、读后感
打油诗
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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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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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希
致王晓德
致王心扬
致吴道弘
致吴金平
致徐国琦
致研究生院
致杨玉圣
致余志森
致张宏毅

下编
附录一 杨生茂年谱
附录二 杨生茂著述举要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