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克里克 生于1929年，曾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等校。1957－1965年先后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1965－1971年任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理论与制度教授，1971－1984年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2002年获封爵士,2008年逝于爱丁堡。著有《美国的政治学》（1959）、《为政治辩护》（1962，此后多次再版）、《议会改革》（1964）、《乔治•奥威尔传》（1982）、《社会主义》（1987）、《牛津通识读本：民主》（2002）等。

没有哪个政治概念像“民主”那样用得如此频繁，同时又被如此误用。细究民主，既充满挑战又极为必要。本书从政制原则、制度安排和行为类型三个方面对民主展开论述，对民主历史的追溯，涵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革命，以及民主在当代世界的变体和条件。作者认为，民主是善治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民主的多数方的意愿必须受到法治、人权等观念，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主张和自由的制约。

毫无疑问，在所有关于民主的通俗读物中，此书是*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

                                 第二章  启程处

                                      民主与政体

修昔底德的另一个故事讲述的却是不受控的民主和无节制的阶级战争，他含蓄地把雅典在雅典与斯巴达及双方的盟友、殖民地和傀儡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溃败归因于此：“那时革命在一座座城邦接连爆发”，“狂热成为真男人的标志”，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甚至家庭内部的血腥复仇成为一时的风尚。“由于这些革命，整个希腊世界出现了品格的普遍堕落。以简单方式看待事物本来深刻地标志着高贵的本性，现在却被视为荒谬的品质，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他对克基拉岛的骚乱和屠杀的描述，后来几乎与伯里克利的演说一样广为人知。“我们那高贵的祖先”读的是经典作品，知道民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吸引力。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如果民主的吸引力产生于暴力复仇这条路上，它就不可能“民主”，或者我们召唤的不是女神，而是一个形容词，比如“真正的”民主。

所以，我很遗憾地告诉美国许多大学教科书的作者，亚里士多德不能作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父”来援引。他意识到了无节制的民主带来的种种困难。他看到了三种基本的政体形式，每种形式都有理想型的和腐败型的。君主制是单个人的统治，君主必须完全公正，否则这种统治就会堕落成暴政（在希腊的本体论中，完全正义的人只能是神，所以非常可疑的是，亚里士多德竟会认为这是可能的）。贵族制字面意思是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但往往堕落为寡头制（少数人统治）或富豪制（富人统治）。民主制意味着许多人的统治，但往往堕落成无政府状态。如果统治者得到人民的信任，如果能够通过自由的公开辩论让人民追随、最好是他们就从人民中产生，那么国家就会无比强大。但是，国家需要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拥有的不是柏拉图想象的绝对知识，而是一种融合了教育和经验的实践智慧。所以，民主是善治的核心要素，但它本身未必能带来善治；也不是绝无可能，但极为困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原则就其本身来说是虚妄的，这种原则“相信由于人在某些方面平等，所以处处平等”。如果现实中只能在贵族寡头制和民主之间选择，那么他青睐民主。不过，在城邦中具有影响力的贵族因素的优势在于，拥有适度的财产便有闲暇，有了闲暇便能接受教育、追求知识，而如同科学和商业需要知识，治理活动也需要知识。托马斯· 霍布斯一度呼应亚里士多德，声称“闲暇是哲学之母”。

  所以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把贵族在知识上的美德与民主的力量和舆情融合在一起，能产生有可能实现的最好国家。如果需要取一个名字（如果很难客观地确定某项政体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国家就很可能是健全的、公正的、良好的），那就是理想国（politeia），一种城邦或政体：一个以政治方式而不是专制方式决策的国家。但是，一个政体必须尊重现实国家中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民主的多数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说，在对话录《理想国》中，他的老师柏拉图犯了一个错误，试图把城邦里的一切都统为一体；现实是，“存在某个点，在这一点上迈向一致的城邦将不再是城邦……这就好像你要把和谐变成纯粹的一致，或者把一个主旋律归结为单一的节拍。事实是，城邦是许多成员的集合”。

  因此，尽管民主是希腊政治生活，也即自由人（与野蛮人恰成对照的自由人）的生活中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因素，它仍然只是后来学者们所称的“混合政体”，或者罗马人所称的via media（共和政体的中庸之道）的元素之一；它是部分而不是整体，在日常生活伦理和政治生活中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近至20世纪初，英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政客们才能辩论其政制和政治体系中的民主因素是太多还是太少。若把整个制度称为“民主”，会被视为要么是不切实际的极端主义，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误导。有些人可能仍然会同意这一点，即便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发现梭伦［雅典法律的传奇创立者］赋予人民两项一般性职责，即选举司法行政官（magistrate）任职以及在任期结束时加以问责，但没有赋予他们以个人身份直接担任职务的权利”—这一界限在他的时代已经不再持守了。现在看来相当奇怪的是，他还说选举任职是一项贵族式或寡头式的政制手段，因为人民投票支持的要么是最优秀的人，要么是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而民主制是以抽签的方式遴选国家官员。奇怪吗？现代国家的民主选举权很少能避免一种局面，即产生一个由掌权者构成的政治精英群体。当选的成员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他们必然属于人民，而是出于更为世俗的原因，即他们想要当选，能在晚上参加很多的政党会议和社会活动；在某些国家，与金钱开道和提携庇护相比，甚至连这一点也算是理想的图景了。也许现代民主国家所能希望的最好局面不是避免产生政治精英，而是如约瑟夫·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所指出的，避免“精英的轮流坐庄”。我们难道不认为，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任命、申请或考试的方式来遴选陪审团要更为公正？

  无论我们如何解析民主的起源（及其含糊之处），如果没有公民阶层对公共事务的极度投入，在缺少官僚机构又要不断进行职务流转、不是屈从于内部崩溃而是实际上被罗马的军事征服压垮的情况下，希腊的城邦政体不可能延续那么长时间。希腊人相信公民身份是生而为人最为崇高的目标，而所谓不朽，就是因服务于城邦而被铭记。不朽的诸神已经创立了城邦，在危难之际保存了这些城邦或者创立了新城邦的凡人，在死后加入诸神之列，变成了半神半人。希腊人认为，人与神之间在实质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或本体的差别是无法通过为国家服务来弥合的。个人在道德上的最高美德是卓越（arete），一种思想和行动的混合，不能少了其中任何一样。荷马把卓越赋予阿喀琉斯，让他作为“行动者和言说者”，因为他以人兽参半，因而半怀理性、半怀强制力量的怪物卡戎为师。在此看不到现代观念的踪迹，即所有人都有内在的权利：权利只能通过做一个积极的公民才能获得，无疑不同于坐享其成的现代消费者式的民主。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赢得公民身份，或者像女人一样被视为无力承担公民义务的人来说，这又是残酷的。

  对政治生活的本质、目标、道德和界限最深刻的思考来自希腊。但是，正如人们曾经说过的，当“我们那些高贵的先人”，包括17世纪中叶的英国议员、苏格兰的神圣盟约派、荷兰人、美国人以及法国共和派，当他们声称政体不一定非要是独裁制或君主制并且实际推翻了这样的政体，再往后回溯、证明可能存在更好的政体形式时，是回到罗马而不是希腊。他们称这些形式和原则为“共和”。希腊民主作为范例在理论上看起来比实践中要好得多。民主的敌人们也可以在修昔底德等人所描绘的流血杀戮和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温和说理中找到动人的故事；亚里士多德发现在一个政体中，民主因素是正义和善治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引言　
第一章 言词与行为　
第二章 启程处　
第三章 共和主义与民主　
第四章 托克维尔先生如是说　
第五章 民主与民粹主义　
第六章 现代民主的条件　
第七章 民主的公民资格　
索引　
英文原文